在珠三角的监狱里，生活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生长在农村，却不会做农活；他们辍学来城市打工，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他们囊中羞涩，却经不起城市的种种诱惑。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广州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谢建社讲述的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有一次我到某省一个山村学校做调查，在提问同学们的理想时，竟然有一位小女孩站起来说，她的理想是当一个‘名妓’。”(4月17日深圳新闻网)

　　一个山村小女孩的理想竟然是当“名妓”，实在令人震惊！那么，小女孩为什么想当“名妓”？谢教授后来经过了解分析到，小女孩看到大姐姐们从城里回来个个都花枝招展的，很是羡慕。又从电影、电视里面知道这么一个生财的路子，遂产生这种想法。可见，小女孩当“名妓”的理想，是这个社会的悲哀，而这个悲哀的根子就是潜移默化的世俗教育。

　　妓女，是黑暗旧社会的产物，是受尽压迫，被凌辱玩弄的最卑微的群体。大凡卖身当妓女，都因为家里穷，为了生计被逼所迫。这样一个卑微的职业，很难让良家妇女羡慕的。然而，社会发展到今天，曾经被取缔的行业，突然间反倒让不少人转变了观念，似乎对卖淫嫖娼现象见惯不怪习以为常了，“笑贫不笑娼”的说法正是最真实的写照。君不见，虽然被称“小姐”的卖淫女一向是“扫黄打非”的对象，但人们发现似乎越打越多，成为牵动城市娱乐服务业的“敏感神经”，甚至“繁荣娼盛”被一些官员视为是合理的经济社会现象，给曾经不敢正式露面的“小姐”们正名为“性工作者”，甚至有人大代表提出应将地下性产业的合法化。

　　现代文明容不得卖淫嫖娼，但屡屡从媒体上看到有关卖淫嫖娼的新闻，都是倡导和播撒文明种子的人。先是富商嫖娼、官员嫖娼，而后是教授嫖娼、教师嫖娼，甚至有人在法庭上大喊要找“小姐”，起初官员嫖娼是天大的丑闻，后来渐渐失去新闻价值，嫖娼之事似乎见怪不怪了。每每在茶余饭后谈到卖淫嫖娼的社会问题时，同事们不以为然，说这是公开的秘密。文明人都开始嫖娼了，岂不更刺激了卖淫女的神经，更加坚定她们从业信心和劲头？

　　金钱至上启发了卖淫女。如今，金钱几乎成了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金钱至上深入人心。去宾馆酒楼，妹妹会告诉你：“女性姿色”也是生产力。人们发现，卖淫可以就业，可以致富。曾经轰动一时的兰州发廊女苟丽被杀死就是一个例证。警方清理遗物时，发现她写给丈夫的116篇深情日记。在《南方周末》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苟丽找了份月薪300元工作，陈小林找了份月薪350元工作。夫妻俩算了笔账，一年下来只能落下5000元左右。‘债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啊？’发愁的苟丽曾经在半夜把陈小林推醒。”夫妻俩月收入650元，这在西部不难维持生活，节省些，还能略有盈余。但苟丽不满足于这种缓慢的财富积累方式，她渴望快速脱贫，于是，开始卖淫。

　　小女孩说出了当“名妓”的理想固然令人震惊，但却恰好符合当下的观念和逻辑，各种现实的言传身教之下，使她的理想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由此可以得这样的结论：小女孩当“名妓”的理想，正是社会现实的熏陶和教育的结果。

　　作者：董宏达

　　来源：光明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