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举行的“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国际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作了题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的演讲。他称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原因在于没有公众参与，并提出要建立常规性的表达权威基础上的公共政策形成机制。

　　建立表达权威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机制

　　孙立平在演讲中指出，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上遵循围绕稳定问题的逻辑。政策的制定并不是对社会压力没有反映，但要有个过程。比如工资拖欠问题，一直达到每年几百万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相关的政策才会出台。所以我们公共政策制定一般都具有普遍的滞后性和缺乏敏感性。现在老百姓也学会了，当你也有什么要求，征地、拖欠工资，总得有一个举动，这个举动要体现什么样的特点?是对社会稳定要有点威胁，如果这个举动对社会稳定还没有威胁的话，这个问题就不要去解决了，当然还要把握一个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一个问题，如何形成一种常规性的表达权威基础上的公共政策形成机制。

　　孙立平表示这种机制包含以下五点：第一点就是信息的获得机制。现在为止，权利神秘化运作的基本的模式没有改变。第二点是要求的表达机制。这一点在十七大的报告当中表达权得到了明确的肯定。第三点，是施加压力的机制。一种要求的提出必须要有和它相配的压力施加的机制，这个机制往往会造成经济或者社会某种程度的损失。你扔西红柿也好，你上街游行也好，总会有代价的。这一点社会到现在都没有思想准备。第四点是利益要求的凝聚的机制。第五点是矛盾解决的机制。

　　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原因在于没有公众参与

　　孙立平认为需要对中国30年改革的过程进行反思。他通常把中国改革称为渐进式的改革，但这样的概括可能有很大的问题，而且产生了有害的误导。改革真的很渐进吗?孙立平觉得有些很激进，比如说公车改革非常渐进，但是失业一点都不渐进;要求官员财产申报很渐进。而且比较而言，俄罗斯只出现了的相对温和的社会不平等。俄罗斯基尼系数基本上在0.4，有几年还不到0.4。而我们一个渐进式的改革，为什么出现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孙立平觉得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渐进还是激进，而是这种改革有没有公众的参与，能不能提供公众参与的制度，能不能通过公众参与改变权利运行的模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孙立平表示，如果看到这一点，至少要面对四个问题：一是由于缺少参与，传统的参与模式无法改变。政治体制改革之后，传统的权利的模式没有得到改变，没有办法对权利实行有效的制约。二是由于缺乏参与，市场经济利益均衡没有办法建立，利益格局严重倾斜，我们创造大量财富，但缺乏承载财富的容器。三是由于缺乏参与，反腐败无法根除，并且由此导致社会某种程度的失控。四是由于缺乏参与，既得利益格局开始形成，改革被锁在改革利益格局中。作者：王晓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