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昆明公布官员电话的形式是市政府向广大群众表达其阳光政务的直接体现。因为从以前只能通过给各级具体分管部门逐级反映问题到今天可以一个电话直达当地最高领导，这是在向群众传达一个重要讯息：如果你们的声音曾经在层层传递中被隔离、销声了，今天你还有另外一个机会让领导们能够重新听到你们的声音。

　　如果仅止于此，我依然相信此举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我们期待看到的应该更多，因为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最高管理者们，其实是不可能真的依靠这样的电话热线来实现科学行政和高效行政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群众至今还如此痴迷于直接诉诸于更高级别的领导来解决自己身边的麻烦和问题呢？根据有关媒体对接听领导电话的秘书们的访问，不少群众打进电话往往是为了一些个人身边的事情，比如家里停电了，或者是询问当地的一些情况。作为分管一个省会城市的主要领导，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恐怕不应该都花费在解决这类事情上；可以想象，领导们一定会将这些事情再由身边的秘书负责督促办理。那么，一个圈子就又兜回到原本应该对这些事情负责的基层单位去了，惟一不同的，可能在于，以前是老百姓自己打电话找他们，现在是由领导秘书们督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啊，因为老百姓至今仍然毫不怀疑，只有这层领导光环的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这是什么心理？这就是中国传统民间代代流传的“告御状”心态。自古以来，如果民间百姓觉得当地有官员处事不公，正义不能够伸张，就像历朝历代的戏曲和文艺作品经常演绎的老故事，最后的解决之道就是进京“拦御轿、告御状”。只有这些委屈上达天听，民间的正义才有伸张的可能。

　　可是，告御状的价值，往往也就在于其难。不提古代交通不便，即使到了京城，除了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能不能碰到御驾那可是没有准头的事情。于是，才有了那么多经典的而又类似的情节：“从某个桥下冲出，拼死拦下御驾，呼天抢地一番哭诉，感动上天，一声令下把冤案发回重审”，才仰仗天威和钦差大臣的权杖，最终扭转乾坤。

　　如果换到今天现代通讯的条件下，你就算知道皇帝的电话又有何用？接听的一定是皇帝身边的侍从。假设每天有一百万个这样的电话，御状的威力必定大打折扣。

　　一样的道理，如果昆明的老百姓都指望通过专线电话来解决问题，也许不久终归要失望的。而现代政治文明之所以比起古代要进步，出发点就在于，各级官员，不论官位高低，都应该是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其上一级领导负责。为了保证权力的实际行使不背离这个原点，才设计了权力的分散和制衡等一系列的现代政治制度。如今，要还是不得不鼓励群众直接追着较高级的领导才能办成事、快办事，我们不得不怀疑，基层干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是不是出了问题。实际上，过度依赖上级督办，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习气；而对于原本已经努力工作的下属，如果事情确实一时难以解决，徒然施加压力恐怕未必会加快事情的处理，反而可能挫伤其工作积极性。从这个意义上，其他地方或许未必需要效仿昆明的做法。

　　现代行政法治的理想状态，归根到底还是期待政府官员能够依法办事，人民能够通过其代表行使监督权和立法权。不过，我们距离这种理想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落实和保障人民在制度框架内进行更为科学、高效和可持续的监督。所以我们在肯定昆明市政府大胆公布领导电话这一做法的同时，毕竟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法治”的新路上，而不应该继续在领导督办上兜圈子。(金鸿)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