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海禁、十三行

　　讲到这里，大家会问：我们自古就有海上丝路，这难道不是海上贸易吗？再说了，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之前，三宝太监郑和，就从明永乐四年(1406)开始，带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了。这难道不说明中国航海技术发达、海洋兴趣强烈吗？

　　此话不假，但要细加分析，找出其中的观念缺失。在我看来，这一缺失，实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请看中国历代帝国一直奉行、日趋僵化的朝贡与海禁制度。

　　中国古代天下观 我们已知，古希腊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四通八达的海洋国家。与之相反，中国人一直自称“中央帝国”，即位于世界中心，周边散落着一些不开化的蛮夷民族、或仰慕华夏文明的的穷弱小国。

　　从周朝起，我们祖先发明天下观，即以“周天子”的统治权威为中心，兼顾那些愿意效忠的周边部落。周朝天下体系，建立在分封制度上，即利用分封诸侯，共享太平。提醒大家：这一制度开启了各路诸侯定期朝拜的礼仪：即定期前往首都，按照制度供奉礼品，面对天子下跪行礼，以表示对天子权威的绝对服从。

　　然而周朝不是中央集权制：诸侯逐渐强大，就开始抵制朝贡，甚至反叛。及至春秋战国时，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于是孔夫子急急惶惶，四出讲学，宣扬封建礼教、克己复礼。终于秦始皇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央集权帝国。在秦帝国内部，文字、法律、度量衡、道路标准、朝贡礼仪，全都得到了统一规划。这就使得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文化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令孔夫子的学生高兴，可它却让帝国边缘的蛮夷狄戎，显得差异明显。大家知道，秦始皇的军队再庞大、再勇猛，也不可能征服所有遥远的边疆地区。所以秦始皇修长城，以便把长城以内的国土化分为郡县，分级治理，再把那些没有纳入郡县制的地方，当作外部世界，设置官职，加以管理与教化。

　　朝贡制度的起源 这里出现一个让历代君主头痛的难题：即如何一面树立帝国权威，一面兼顾边远民族的多样性，设计一种天下太平的合作体系？从此时起，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开始设立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制度。

　　秦帝国称华夏族为“主人”，其他民族为“客”。所以中央政府设立“典客”官职，又将少数民族地区，分作两类治理：一类是同化地区，设道不设县；二类是归降、但未同化地区，设置“属邦”。汉承秦制。汉景帝改典客为大行令,“掌诸归义蛮夷”。

　　简单说：明清两朝的朝贡制度，正是从这种“典客”制度沿革而来。只不过，晚清政府的典客，不像洋人那样称作“外交部”，而是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衙门掌管的事务，不再局限于周边少数民族，或朝鲜、琉球、越南这样的进贡小国。它的任务是全力对付那些开着炮舰来捣乱的欧洲列强。

　　国内史学界有人称：鸦片战争、甲午海战，中国都败在自己的封建制度上。对此我不反对，但要再进一步设问？除了制度，更深处是否还有观念问题？在我看来，观念才是关键。

　　朝贡制度为何百变不离其宗？回顾中国千年历史，深究其原因：我们祖先出于大一统“天下观”，自古就不愿平等看待外国，也不可能产生西洋人那种以海上交往、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外交理念。在此亘古不变的封建意识形态支配下，中国古老的朝贡制度，几经历史考验，反复修补改良，一直沿革到大清朝。其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策取向：

　　其一是朱元璋顽固保守的海禁政策，其一是郑和下西洋的开放举动。在我看来：二者貌似相反，实则一枚铜钱的两面。这就是：以我天朝大国的国泰民安为前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看朱元璋的穷办法：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太祖朱元璋诏令户部，严禁官民与外国来往、进行任何走私贸易，违者无论官私，均按触犯刑律治罪。二十七年又下令：不许民间买卖、使用外国货。明永乐二年，皇帝下令禁止民间使用海船。原有海船者，一律要改为红色平头船，即官船样式，以方便官府稽查、统一管理。

　　2007年12月16日，我同海口社科协的两位领导，在琼海潭门镇码头，亲眼看见当地前往西沙的远洋渔船：它们仍旧保留永乐帝规定的官船样式，即红色平头，吨位500至1000吨，其功能接近于郑和船队的宝船，即有能力远航西沙，捞取海产。

　　明朝为何实行海禁 明朝为何实行海禁？国内史学界有两说。一说认为：明太祖封闭海疆，是为防范倭寇。倭寇自元朝开始侵扰中国沿海。他们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严重危害，大约持续了300年。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才大部被戚继光剿灭。倭寇何来？

　　日本是一岛国，物资贫乏，严重依赖海上贸易。而中国的朝贡贸易，大致可满足日本上层社会需求。但日本一直存在走私活动。由于走私行为恶劣，就沦为骚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唐宋时期，中日关系较好。到了元朝，形势大变。原因是忽必烈听从朝鲜人建议，发兵攻打日本。由于战争，中日官民贸易被禁止。

　　有专家指出：中国宋代发明火药、印刷术，新技术很快传到朝鲜。朝鲜为防备日本，严禁火药技术外传，违者判处死刑。这条禁令可视为明朝海禁的先声。但对于岛国日本，失掉了对华贸易，简直无法生活。所以从元中期开始，日本民间走私发展成地方军阀支持的海盗集团。元朝政府一度开放过对日贸易，但日本的海盗行为，一直混杂于商业行为，所以只好断绝往来。

　　第二说认为：明初海禁政策，来自朱元璋的狭隘农民意识。众所周知，明太祖出身贫苦，自幼乞讨，因而憎恨富商大贾，厌恶商业聚敛造成的贫富不均。当了皇帝后，他想恢复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农业社会。出于这种治国理念，他不但要实行海禁、封杀海外贸易，就连国内贸易也多遭压制。所以防御倭寇，不过是一借口而已。

　　郑和下西洋 朱元璋颁发海禁令。他的儿子朱棣，却派出一支巨大贸易船队，开创了郑和下西洋的丰功伟业。这又是为何？其中原委，当从明成祖朱棣说起。朱棣本是燕王。太祖死后，传位给朱棣的侄子建文帝。朱棣不服，便从北京带兵南下，篡夺了侄子的皇位。这一夺位血案，让新皇帝寝食不安。所以他千方百计，要设法证明自己当皇帝、一统天下的合法性。

　　　中国学界大多认为：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要向天下表白，他是名副其实的大明天子：仁慈宽厚，德被天下。其浩荡隆恩，一路远播西洋。有人猜测：朱棣怀疑建文帝隐匿在西洋，所以派船队去搜捕。无论如何，朱棣派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一大壮举。

　　郑和，本姓马，云南昆明人，1371年生。因为家乡战乱，他被掳进燕王府，成为朱棣的侍卫，后升内宫大太监。由于郑和信奉伊斯兰教，懂航海，明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率船队出海。郑和下西洋，比西方航海家早了一百年。郑和船队拥有大小舰船二百余艘，宝船载运量达一千多吨。船队配备水手、士兵、医生、工匠，文书、乐师、军妓、厨师、驯兽人、各级官吏等，总数达二万余人。

　　郑和奉命出使西洋，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凡七次，途径27国。如今在江苏太仓，立有一块石碑，即郑和所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碑文记载：“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

　　另一重要证据，来自江苏太仓人费信：他随郑和四下西洋，凡历锡兰、满剌加等二十国。在海外访问时，费信写下一本《星槎胜览》，记述暹罗、爪哇、苏门答剌、锡兰、琉球、苏禄等国。其中部分内容，采自元代航海家汪大渊《岛夷志略》。总计描述40余国的位置、都会、形胜名迹、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特别记载了郑和使团访问非洲的情况。

　　有专家称：朱棣改革朝贡贸易，即由朝廷一手掌控，堵绝民间走私，使之发挥外交外贸功能。这说明：郑和下西洋是政府行为，而不是民间贸易。与之相反，我国东南沿海自古绵延的海上丝路，却是一种屡遭官府压制的民间行为。二者不可混淆。

　　也有人说，朱棣颇有海洋意识：他派郑和七下西洋，招引各国贡使前来北京，带来大批外国商人，拓展官方贸易。所以说，明朝海禁只是禁止了东南沿海的民间贸易。而朱棣最了不起的战略眼光，是重视马六甲海峡。从朱棣开始，明朝政府长期与马来小国满剌加(马六甲)亲善交往。至1511年葡萄牙人侵占马六甲之前，那里的三代国王，始终是大明在海外最忠实的朋友。

　　问题是：郑和下西洋，一不为贸易，二不派兵驻守，三不设官收税。这同西洋殖民主义者大不同。说穿了，它只是一种官方行为，即宣扬大明国威，进行海上游行。其中弊病是：明成祖好大喜功，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终于导致国家财政危机。

　　众大臣敢怒不敢言。不料，紫禁城三大殿突遭雷电焚毁。臣子们乘机发难，逼迫皇帝放弃下西洋。随着皇家船队停止出海，中国也就封闭起来。

　　康熙、乾隆与英国使团 下面再看康熙、乾隆皇帝一脉相承的“富人心态”。明朝初年，欧洲人离中国还很远。清康熙晚年，国际形势大变：欧洲人不但进入太平洋，而且占领了一些中国周边地区。例如葡萄牙占澳门、马六甲，西班牙占吕宋，荷兰占爪哇，一度还占据过中国台湾。

　　故此，明清两朝的海禁政策，引起了先后不同的后果。先看明朝：朱元璋禁止民间出海。但在执行中，往往形同虚设。明后期隆庆元年(1567年)，又废除了禁令。其中原因是：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强烈吸引沿海臣民。而中国人口不断增加，也促使沿海居民寻求新的生路，这就是出海贸易、远洋捕鱼。

　　有史料称：明中期民间私自出海贸易，以福建沿海为甚。张燮《东西洋考》中记载，成化、弘治年间，“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嘉靖朝，“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明经世文编》，242-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