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海洋观
众所周知，林则徐是中国守卫海疆的民族英雄，也是“开眼放洋看世界”的第一人。我们的反思，自然要从他晚年针对世界海洋、海域、与海军的调查与思考开始。
鸦片战争惨败，令林则徐深受震撼。他被贬去新疆之后，晚年一直不忘读书，主动搜集和研究西洋史地资料。他的名言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受林则徐委托，晚清文人魏源费时十年，编辑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套世界地域与海洋图集：《海国图志》。
魏源，名远达，湖南邵阳人。道光二年中举。后奉命编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擅长漕运、水利、海事。1841年参与浙东抗英，曾在前线亲审俘虏。《南京条约》后，魏源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大批西方史地资料，编成《海国图志》50卷。至咸丰二年(1852)，共成书100卷。
《海国图志》秉承林则徐的遗志：提出国家防卫新观念：即“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魏源主张学习西方航海技术、制造战舰火器，改革中国海军。同时他又告诫国人：“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勿忘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由此可见，魏源和林则徐一样，虽属先知先觉，仍旧不甚明白西洋人的海上来历，同时也摆脱不了中国人自古遗传下来的“皇天后土”说。
所谓“皇天后土”，是说中华文明乃一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我们祖先一直靠天吃饭、靠地活人，而不像西方人那样仰仗海洋贸易、热衷海外殖民。下面，我想以西洋人为镜子，反观中华文明的差异特性如下：
从人类学角度讲 中国人是典型大陆民族。老子《道德经》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2章)大意是说：我们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必须从道开始。道是统一万物的宇宙秩序。有了这个一，才能分化出天地、父母、阴阳。有了天地阴阳，就产生了联系二者的气。阴阳与气合在一起，构成了三。从中生出了万物繁荣、春秋轮回。惟有顺应大道，领悟天人合一之理，我们民族方能在这片大地上世代繁衍，滋生不息。
老子另有名言曰：“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仁爱、宽容、阴柔)，二曰俭(简朴、简单、不铺张浪费)，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凡事都留有余地，不可自以为是)。这又是为什么呢？老子答：“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六十七章)三宝说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治国、军事、处世思想的原则。此一原则，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反过来讲，老子哲学，及其后来派生的儒家学说，只能是中国土地、及其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
受其影响，中国人自古相信天人合一，阴阳调和，即天父地母。身为大陆文明，中国的国土面积、物产资源、战略纵深，其实并不亚于美国。可它自有天然劣势。其一，它位于东亚大陆腹地，自古远离其它文明中心。其二，虽说中国地形是陆海兼备，西高东低，可它一直很难超越周边地理屏障。
环绕古代中国的地理屏障都是世界级的：中国东部濒临浩瀚太平洋，它阻隔中国同其它文明的联系，也是哥伦布无缘进入的水域。再看北方，那里的辽阔草原、浩瀚沙漠、原始森林，不断养育人类最强悍的游牧民族，从而构成对中国的天然威胁。最后是号称世界屋脊的西部，那里耸立着无法逾越的喜马拉雅山，人迹罕至的漫漫戈壁，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而在西南方向，中国人自古就面对湍急河流、崇山峻岭，遍布瘴气蛇蝎的热带丛林。
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不执行一种“以农为本、重农轻商、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它们因此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开拓海疆、发展海上贸易、海上殖民。其潜在制约环境是：东亚大陆的地理屏障，规定了中国文明千年不变的自闭与保守格局。这一古老文明之所以能够孜孜繁衍，绵延五千年而不绝，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大流域的交替繁茂。众所周知，人类古老文明大多依赖一条江河流域发展而来，例如古印度、古埃及、古波斯文明。唯独中华民族同时拥有黄河、长江两个开阔流域。此一特殊地理条件，不但为中国农耕文明提供了优越环境，而且确保它有一种抵御入侵、同化异族的伟大消纳与同化能力。在这个被费正清称为“过于成熟发达”的农业帝国中，中国人习惯皇天后土式的精耕细作，以及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密集生存。
从政治角度说 中国五千年封建制度，其实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譬如历代帝王都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们从来不会想到：普天之下，莫非王海！说句玩笑话，我们民族命中“缺水”，即缺少对于大海远洋的认识。
中国古代政治，正是一种与土地、水利密切相关的制度。大禹治水，建立夏朝，也开启中国政治之先河。这是因为：水利连接经济政治。只有治理好洪水、建立起灌溉系统，方有可能发展经济、稳定民心，成为普天下人拥戴的共主。继而裂土封侯，形成封建制度。提醒大家，“封建”二字本是象形字：
封
建
自夏商起(公元前2000-1600年)，我们祖先开始尝试建立城市。所谓“城”，乃一圈夯土而成的围墙或防御工事：里面有百姓居住，有军队防卫，有政府机关，也有贸易集市。也是从夏商起，中国人开始为土地征战，即不断地分封诸侯、建立郡县、分而治之。这种世代相传的封建割据，目的就是为了不断分配土地，管理土地上的人民和财产。
1996年，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东北处，开展大规摸布孔钻探，发现一处3300年以前建立的商代都城遗址：它深埋于地表2.5米以下，平面近方形，向北偏东l3度。城墙系夯筑而成，基槽宽10米。四周城墙各长2200米，城池总面积超过484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最大一座商代都城。从中出土大批青铜礼器，并探明丰富文化堆积，诸如夯土房基、灰坑、水井、制陶窑坑，以及一条9米宽的商代大路。据分析，该都城属于中商时期。商王武丁曾在洹河南岸小屯村大兴土木，建立宫殿、宗庙，修筑护城河等防御设施。结论：这一商代都城遗址，正是盘庚迁殷之地。
自战国时期的齐国开始，中原各国为了保守疆土，又发明一种建造长城的封建措施。此法一直绵延至明、清。从明朝起，由于日本倭寇骚扰，东南沿海开始兴建炮台、要塞，并使它们逐步连接成一种类似于明长城的沿海防卫体系。
文化总结 与这种“分土裂疆”的政治形态相适应，中国古人不断完善封建制度、礼教文化，使其愈发精致严密、难以变更。在我看来，中华民族这种独有的、缓慢而艰辛的传统生存方式、以及这一套强调自律与秩序的礼教制度，根本养育不出美国人那种酷爱自由、张狂进取的民族秉性。
与之相反：长期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压力，反倒培养出我们坚忍不拔的国民性格，顽强自主的民族意识，以及一种举世罕见的内在凝聚力。而中国文明的成功延续，也着实有赖于它久经磨练的生存哲学。这便是：自足平衡、沉稳忍耐、保守内敛、经久不变，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