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看来，这场发生在清末的“海陆之争”，以及左、李之败，象征中国国家战略的历史性转折。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评判说：中国相传千年的国家战略，原为一种内陆防御战略。

　　这是因为：“帝国的重大安全问题，全都出在亚洲内陆，即如何对付长城外干旱草原上崛起的彪悍骑兵。无论何时，只要这些部落出现一个伟大领袖，譬如十三世纪的成吉思汗，并把它们动员起来，中国就有大麻烦了。”

　　为此，历代中国皇帝“面对的主要边境问题不在广州，而在亚洲内陆，特别是中国的东突厥斯坦(新疆)，它是帝国政策的主要焦点。北京的战略家自然面向西部，而置海洋于背后和脑后、眼后。” 费氏何人，竟然出此高论？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5)，美国汉学权威，哈佛大学终身教授。1929年费氏自哈佛毕业，赴英国牛津，攻读中国学博士。1932年他前来中国搜集资料、撰写论文，在清华当了两年讲师。在清华时，他结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

　　1936年费正清获牛津博士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1937年，他回哈佛执教，开设东亚文明课程。二战中，他被征召到战略服务局，参赞美国对华政策。1942年，他作为外交官来华工作，其间曾到昆明西南联大，看望老友。1948年，费氏发表成名作《美国与中国》。此书撰写背景，类似于美国女学者本奈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菊与刀》。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军官人手一册、日夜捧读。只因此书介绍日本历史文化，而美军必须深入了解敌人。

　　作为美国汉学的开山之作，《美国与中国》从1948至1989年，先后修订五次，成为海外研究中国的第一经典。费氏晚年成就是：[1] 1955年创办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为美国培养了两代中国学家；[2]主持编撰一套15卷《剑桥中国史》。中国已翻译出版其中四本：即《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伟大的中国革命》。

　　让我们继续讨论《伟大的中国革命》。费教授说：中国历代帝国，都奉行一种世代沿革的“向西防御”战略。这就迫使政府集中财力精力，全力以赴地处置大陆事务，以期击败、或控制西域不断兴起的敌对势力。非但如此。对于内陆的过多关注，又让中国政府无暇顾及沿海。费教授还发现：大清帝国的统治者，非但“厌弃华侨、蔑视外商、缺乏发展沿海经济的兴趣”,而且“从不看重海上贸易与海军力量”。如此内陆战略，于是蜕变成一种“严重自闭的封建意识形态”。

　　费氏结论：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终令中国战略遭受了空前危机：“一向面对亚洲内陆的中国战略，突然出现大翻转。外来威胁呈现在帝国的背后，即东南沿海。这好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五角大楼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把导弹瞄准点从莫斯科改成火地岛，或把炮口转向开普顿。”作为费教授的学生，我不想简单附和老师。然而打开晚清史，我们不难看清，一连串未曾料及的浩劫巨变，将中国国家战略置于多么悲惨的地步！

　　1840年后，晚清政府屡战屡败：第一次鸦片战争，就轻松击破海岸防卫：威海、镇海、定海不堪一击，虎门、厦门、津门接连陷落。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由天津大沽口登陆，长驱直入，攻陷北京、焚毁圆明园。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更导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至此，中国海门户大开，南北洋兵甲无存。

　　请注意：此战从根本上粉碎了中国千年不变的国家战略，包括左李二人的海陆防卫之争。死不瞑目的南洋大臣左宗棠，委曲求全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双双目睹中国怎样由一个昔日辉煌的封建大帝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在我看来：左李二人非但不是“卖国贼”，反而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们满腹经纶、能文能武：不但擅长经济贸易，而且通晓洋务外交，实可谓中国不可多得之旷世奇才、治国高手、民族脊梁。我的沉重问题是：左李二公为何双双失败？想当初，他俩在陆上带兵打仗，始终是常胜将军。然而到了海上，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他俩苦心营造的南北洋水师，就成了屡战屡败的笑柄。

　　再看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1842年英国舰队攻陷吴淞口，逆长江而上，兵临南京城下。清政府被迫与之签定《南京条约》，即割让香港，赔偿2100万银元，开放五口通商，设立外国租界。中华帝国关闭千年的大门，从此被来自西洋的海军大炮轰开。紧跟英国人，美国和法国的军舰，也急忙开到广州，分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葡萄牙、西班牙尾随而来，个个都要分一杯羹。道光皇帝大骂臣子无能：“刚走了葡萄牙，又来一个西班牙！从哪来这许多牙？莫非是哄骗我天朝大国！”

　　对此，台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评论说：像意大利、荷兰、丹麦“这样一些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弹丸小国，如今排队而来。可在过去，它们想进贡也不够资格！”以上故事说明什么？是说中国人智商有问题？还是观念出了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