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矿难发生后，从新华网上看到“山西省政府就洪洞矿难向国务院作检讨”的报道。我特别注意到山西省代省长说：他“代表山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讨，向遇难矿工表示哀悼，向遇难矿工家属表示慰问，向参加抢险救护的救护队员表示慰问，向报道这一事故的新闻媒体表示感谢”。在这位代省长的五个“向”中，国务院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表示哀悼遇难矿工。谁都知道，我们这块国土上，无论开会、说话，还是吃饭，都讲究个顺序，并形成极富本土特色的顺序文化。那么，以上五个“向”的顺序就不是偶然而是不能变乱的了。就此，我想发表一下我个人的不同看法。

　　这样一个顺序是自上而下的，也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官员的眼睛为什么向上(或首先向上)，那就要看官员手中的权力来自哪里。这次矿难，又是105条生命被黑色的地层吞噬，又是105个家庭从此走向破碎支离。死者长已矣，生者或正悲。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包括为政一方的官员，面对这样一场黑色的灾难，首先应当表示的，是对死者的哀悼。生命优先，生命价值第一。当生命从我们的身边消逝，物伤其类，我们很自然地会表现出我们的哀悼之情。紧接着，我们应该说的，是向死者的家属表示慰问，他们现在是最需要别人慰问的人。尽管慰问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但面对他们悲戚的面容，想象着他们的生活困境，我们没有理由不表示由衷的同情。看来，这里所说的“我们”，并不包括官员。否则，同样是人，同样出于人之常情，为什么彼此的思路却不一样。也许，中国官员的奇怪逻辑不是我这个普通的公民所能理解的。

　　进一步，检讨是必要的，甚至是远远不够的。上次洪洞黑砖窑事件，我们已经看到了当地政府的检讨。可是检讨的声音言犹在耳，耳旁又传来了瓦斯的爆炸。这一次的检讨能保证下一次的矿难不再发生？如果没有制度举措，灾难和检讨就会循环下去，互不相妨。这里并不是否定政府检讨的必要，除了制度的跟上，检讨当然也不可或缺。问题是，即使检讨，地方政府有了过失，首先应当向谁检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官员们的眼睛向上。身为一方官员，在自己治辖的范围内，因为自己的工作没做好，以致事故发生，甚至人命。那么，作为事故省份，当地政府如果要检讨，首先应该弯下腰来、眼睛向下―――眼睛向上的姿态肯定不是检讨的姿态―――向当地父老乃至全国人民检讨。原因很简单，是下面而不是上面用自己的税金在供养政府，可是政府却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民间尚有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之说。如果政府用了纳税人的钱，却没有为其消除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它难道不应当首先向作为纳税人的人民检讨么。

　　当官员们痛心于矿难“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时，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类同的顺序，这种顺序习惯成自然，以致成了一种张口即来的无意识。可是，我们知道，就国家和人民而言，人民在排序上显然应当比国家更优位。这次矿难，如财产不论，人民的损失直接就是我们的同胞在生命上的损失，而国家的损失也体现在人民生命的损失上。人民是有生命的，国家是没有生命的，如果它不以人民的生命为生命的话，所谓“国以民为本”，本不优先，国又何为？历来，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是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尤其是民主社会，人民之所以需要政府意义上的国家，是要用它来维护并服务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因此，国家包括它的任何机构，在其位置上，都不可置于人民之前。胡适曾经用他美国老师的语言作过这样的表述：国家之上是人(大意)。中国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也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从古代的“民本”到现代的“民主”，都把人民的位置放在首先。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官员无形中奉守的却是另一种顺序呢？

　　语言中的顺序是现实顺序的一种反映。要改变这种国/民之间的“国本位”和上/下之间的“上本位”(亦即“官本位”)，是需要付出制度努力的一件事。落实到这次矿难发生上，检讨人不如检讨制度。也就是说，面对制度性缺陷造成的灾难，如果不能从制度本身下手，我们就依然不能扼制矿难频仍的人为性。

　　来源：南方都市报 /邵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