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赵一凡

　　国际书号：9787108027542

　　译者：页数：405

　　定价：43

　　原书名：From Husserl to Derrida: Lectrues on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装帧：特16开

　　丛书名：三联讲坛

　　版次：1

　　分类：文学理论

　　出版日期：2007/10/1

　　出版社：三联书店(北京)

　　文字：中文(简)

　　简介：

　　最近二十年，西方文论东渐，成了中国学界的热门话题。所谓文论，原本是指20世纪发展起来的诸多西方批评理论。与此同时，它也代表发达资本主义变革态势下，不断挣扎求生的欧美新学潮流。

　　这是一本关于西方危机的思想研究书籍。作者力图体现中国人的看法，讲评西方人文学术百年剧变。此番剧变，一面涉及概念、方法和认识变化，一面又折射社会、文化与政治矛盾。在作者看来，变化无不来自资本主义后现代因境。正由于这一因境，才有不断加剧的学术危机。

　　中国文学只能苟活下去？

　　《南方日报》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西方文论讲稿》作者赵一凡：　　

　　中国文学只能苟活下去？　　

　　-大家有约　　

　　“王蒙、张爱玲、李锐被高估了。”这是《收获》副主程序设计永新几天前发表的意见；“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是被遗忘和遮蔽的经典。”这是夏至清广为传播的发现。谁更能被历史证明？

　　“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这是汉学家顾彬和文化批评家朱大可的观点；“李锐、曹乃谦、莫言都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论调。谁更有说服力？

　　“中国当代诗歌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文坛小天王韩寒的说法；“当代诗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唯一能与世界比肩的体裁。”这是主流批评界公认的论断。谁在哗众取宠？

　　是文坛纷纷攘攘，还是媒体在吵吵嚷嚷？风起云涌的争议会让人们越来越接近真相，还是只会制造更多的乱相？

　　文学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博士生导师赵一凡最近出版的《西方文论讲稿》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赵一凡早年获文学和史学双硕士，后为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多年从事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关注理论创新与批评，提倡跨学科交叉研究；在全球文化和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审视中国文学，很多问题或许会讨论得更清楚，很多话题的意义也会更明晰。　　

　　这个时代不可能有大师

　　记者(下简称“记”)：前段时间《收获》杂志副主程序设计永新发表言论，认为王蒙、张爱玲、李锐等作家被高估，而王朔、北村、迟子建等很多优秀作品都被严重地低估了。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你心目中有什么大师吗？

　　赵一凡(下简称“赵”)：这个时代还是有一些好的作家和作品的，但是要标榜经典、大师的话，就比较困难了。大师的产生，大师的认定都是慢慢形成的。对这种低估了、高估了什么什么的吵吵嚷嚷我实在不想发表什么看法。“五四”时代的大师，鲁迅、巴金、郭沫若，都是那个启蒙时代的产物，如今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谈不上低估或高估，而是标准有变。

　　记：为什么你认为这个时代产生不了经典？有人认为这个时代社会变化剧烈，创作的力量应该更广阔更强大。

　　赵：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走入了一个困境。今天的文学不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宏大叙事、关注社会的作品，甚至这已经成为被挖苦的东西。“五四”也只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必然要引起“波先生”的不满。有压迫就有反抗，在西方反抗的代表就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他们的自由表达被压抑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所以现在所写的东西就不可能再是传统的经典。所以在这个时代讲什么大师？这个时代不可能有大师，也不可能有经典。如果再出现就成了一种变异。

　　记：那你觉得今天文坛的这种吵吵嚷嚷正常吗？

　　赵：文坛的现状简而言之就是两个字，乱相。我不觉得奇怪，而是关心其中的一股变化趋势。文艺不像过去那样高尚神圣，即关注现实、再现真理，追求理想。它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文字游戏或作家的私人表达。文学发现它被迫适应资本主义再生产，即进入市场、追求票房、面向大众消费。今天的中国很像二战之后五六十年代的欧美。被市场控制的文学开始因为各种动机而吵吵闹闹，却再也没有了我们所谓的经典的文学。

　　后现代文学是伪后现代

　　记：前两年张炜和李锐等人曾有过一场争论，李锐的结论大意是中国文学受体制和市场的双重控制。你认为这是出现这种乱相的原因吗？

　　赵：文学的病根不在文学自己，而在文学生长的社会中。西方将理性分3种，一种是科学，也叫工具理性；一种是民主，也叫道德实践理性；中国人把它们称作德先生、赛先生。还有一个波先生，法文读“波希米亚”，意思是自由表达。它是第三种理性，即文艺理性。欧美学者发现，随着工业革命和政治改革，前两项理性不断压制第三项。所以他们抱怨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越来越贫乏。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是有病的，现代性是分裂的。而这种问题最突出地反映在文学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批评界总是跳出来发表一些乱七八糟的言论，却不能解决文学的问题。我要提醒大家：西方学者就此讨论了30年却不能解决文学乱相。道理很简单，这不是文学自身能解决的问题。

　　记：二战后日本文学用几十年的时间实践了西方文学几乎所有的流派，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中国当代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也变换了很多流派和名词，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学进入后现代的标志，但中国当代文学却越来越受诟病。

　　赵：中国的后现代文学其实是伪后现代。中国目前的状态是从现代走向后现代，而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国太大了，可以说横跨了四五个历史阶段，从母系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能妄讲后现代。再一个就是我们还没有资格讲后现代，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后现代是发达资本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我们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是不发达的，怎么可以奢谈后现代。只能说在文艺领域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症候。现在谈后现代好像我们的物质与经济很富裕了，这明显是不尊重事实，不尊重那些还在贫穷中挣扎的人们。这样讲的人实在需要痛斥。

　　文学中诗歌会最先没落

　　记：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潮流中，只有诗歌被认为是和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但是在读者心中，诗歌的地位却很尴尬，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当代诗歌没有存在的必要。

　　赵：在理性的大家庭当中，自由理性是最受欺负的。在文艺界的大家庭当中，诗歌是最受欺负的。它不容易变通，它太孤芳自赏。诗人本来就是脆弱的，敏感的，反叛的，这与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格格不入。这样的社会的人是异化的，是社会安排好的，表面自由，事实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工具。所以很多诗人自杀，留存下来的不是被视为异己，就是转行做别的了。所以诗歌在未来必然会萎缩消亡。文学也是这样，它的空间越来越小，但是诗歌最倒霉，它可能会是文学弟兄中最先离开的。

　　文学的未来是苟活下去

　　记：按照你这种说法，文学的前途似乎很黯淡？

　　赵：西方的文学到今天还没有走出这种混乱无序的文艺局面。这在马克思那里叫叙事危机。传统里，是由老奶奶给下一辈静静的讲故事，但是后来老奶奶的孙子长大了。这个孙子就是科学，科学叙事不断的清除异己，把比如神话、诗歌等人文叙事全部排除出去。柏拉图不是把诗人清除出理想国了吗？严肃的规定性的科学叙事越来越强大，取代了传统的充满人性味的人文叙事。柔弱的文艺领域成了老人的怀旧，年轻人早已经弃他而去了。这就是文学的危机。

　　记：但科学叙事不可能完全替代人文叙事，越发达的国家，读书的人越多，这似乎也是基本事实。

　　赵：叙事危机、诗意缺失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永久的状态，社会会带着这种病态一直存在下去。我们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把它控制在一个良好的范围内。这是一种妥协的态度，只能带病延年。就像方鸿渐，最终是分手还是出走？这是悬案。文学的未来命运也是悬案，不能说死。现代性太强大了，文学是很难襬脱的，只能这么苟且地活下去。

　　《西方文论讲稿》简介　　

　　文学病了？还是社会病了？《西方文论讲稿》(上)深入浅出地从文学生发的背景入手，探究文学今天的问题和未来的走向。一开始就先提供了一个阅读导游图来确定文学的定位。在此基础上用综合比较之法，以文学专业的现代／后现代主义，哲学领域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政治文化批判为三条主线，同时涉及它们同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杂交而来的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批评等错综复杂的关系。由此既居高临下把握西方文论框架，又可分门别类把握各种思潮脉络，最终不仅理解文学发展，更能够引发未来社会的思考。　　

　　本报记者蒲荔子

　　实习生赵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