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与变通之法
——王松林与赵老师一席谈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读者普遍关心的西方文论，话题涉及研究文论的必要性、它的跨学科难度、及其应用与创新关系。文章中王指王松林，江西师大外院教授、华中师大博士生。赵指赵一凡，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2006年4月17日赵途径南昌讲学，与王作随意谈。赵肯定20年来治理西方文论的成绩，也指出国内学科专业的严重局限。赵老师称：我国人文学术的创新发展，离不开西方文论研究，特别是它的跨学科视野、比较方法、批判精神。访谈内容由王录音整理，经赵修订，力求保留南昌对话时的口语风格。
关键词：变通 西方文论 制度化 跨学科
王：赵老师，《外国文学》连载您的《现象学逸闻》，许多师生都在读。我读到第三篇，若有所悟。我想问：你从哲学开始，慢慢进入语言和艺术，这是怎样一种思路？
赵：这组文章讲述西方文论在20世纪初的痛苦萌发，主要线索是胡塞尔发起的西洋哲学改造失败，他的弟子海德格尔被迫转向语言艺术，最后选择诗思方向，作战略突围。
王：原是一段动态学术史！难怪我感觉其中有一股东奔西突的思想潮流。
赵：对喽。我是想借现象学，重温钱钟书有关做学问的两个道理。第一是变，即天下学问，时刻在变。一旦你把学问固定下来，看它是铁饭碗，那么无论多了不起的学问，很快就完了。对此钱先生有言在先：“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总体上都垮塌了。然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可资利用”。
王：听起来，这好像是对德国现象学运动的总结。
赵：岂止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每一路西方文论都在说明变的道理，或提出应变方案。变通变通，唯变是通。第二条便是通与不通。天下学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假如你对自己的专业顶礼膜拜，把它仅仅看成是一门英语，或是什么世代不变的伟大传统，那你可就画地为牢了。为了打破专业观念，钱先生早已指明：“人文学科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不同学科”。他还告诫我们：“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酷局限，我们只能把专科学问分得愈来愈细。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之事，在客观上却是不得已”。
王：钱先生说的可是大实话呀！他的这番话让我陡然明白，为什么我越是读书越有一种紧迫感，感觉总是被逼着，要去读以往不曾读的书。
赵：心存此念便好。回想钱先生，他是外语科班出身，可他明白专业局限。所以他一生提倡觑巧通变、打通齐观。我们知道：专业切割造成了种种不通，这是普遍现象。而我们渴望的“通”，更是一大国际难题。从现象学开始，西方学界百年离乱、备受其苦。我们研究文论，就是要研究洋人的不通之苦、贯通之喜、及其各式转圜之法。
王：人们都说，20世纪是批评世纪，也是一个知识交叉的世纪。现在西方文论突破了文学范畴，涵盖广泛，内容庞杂。这给我们提出了巨大挑战。据我所知，你在多种场合提倡跨学科。但就西方文论而言，跨越比较仍是一桩十分艰难的事。
赵：是的。西方文论受诸多思潮影响，比如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既有冲突隔阂，也有渗透交叉。所以要辨明文论走向、梳理内在逻辑，委实大难。因为这项工作，从一开始就意味着从文学向其它学科的跨越与打通。
王：但我知道，跨学科比较研究在我国传统深厚，钱钟书就是典范。
赵：此事当从1925年讲起。那一年清华设立国学研究院，开创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准确说，是吴宓先生从哈佛大学白璧德处，带回了语言文化比较方法。此法到了钱钟书手中，实现了现代化与本土化。我知道三句格言，分别出自陈寅恪、吴宓、钱钟书。陈先生说文言：“中体西用资循诱”。这话说得老派，意思是以中国文化为本，吸纳外国新知。吴先生半文半白，说是“择善而从，比较出新”。他是说，我们中国知识传统啊，非常博大，并不因洋人一时强盛，我们就心浮气躁。钱钟书则以一句白话，概括了清华治学原则，进而提出我国人文学术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打通”。他的打通包括三层含义：即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人文各学科。
王：难怪你在《现象学逸闻》中反复提到钱钟书，还把他当作我们研究现象学的经典示范。原来我们跟你读现象学、你却踩着钱先生的路子走。
赵：我怕一个人讲不清，所以把钱先生请到文章里，让他领着我们上Seminar。这五节研讨课的目的，是想告诉同学：我们人文各学科的学术方向，仍是“打通”二字。这是中国学人世代相传、不可推诿的使命。
王：我明白。可我的苦恼是：国内批评话语越来越西方化，而在嫁接、运用、创新方面，我们又明显不及前人。老一辈能把西方新知消化了，再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现在许多批评话语，简直是硬译洋文，不知所云。所以有人呼吁本土化。你觉得怎样才能本土化？
赵：此说反映一种焦灼心情，也是表示抗议：你们这些学洋文的家伙，难道不会说中国话？还害得我们跟着失语？其实没那么可怕。中国人七嘴八舌、吵着闹着，就能把洋人鬼话，渐渐说成自家话，四川话也可以说么(笑)。这是中国文明最了不起的本领。只不过它需要耐性、需要对话、需要用比较的方法来回说、打通了说。
王：是的，川大曹顺庆教授，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就此展开过激烈讨论。
赵：引进西方文论，最先由钱钟书倡导。1981年钱先生指导张隆溪在《读书》发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那时我已去哈佛读书。后来隆溪到哈佛，我才得知此事。我回国后，也在《读书》写专栏。《欧美新学赏析》便是研究文论的初步尝试。但我写得不好，达不到“化”的标准。按照钱先生的翻译原则，化即本土化，化得不够，则为讹。或者说，化是目标，讹不可免。我们一开口便错，所以“化”字加上“言”旁，就变成讹。对比美国解构学派的误读理论，钱先生仅用两个古汉字，就把这几层道理说透了。
王：化讹说出自钱先生的那一本书？你为何要把文论叫做“新学”呢？
赵：钱氏《七辍集》有两篇讨论翻译，我以为是引进文论、研究新学的纲领性文字。所谓新学(Western New Learnings)，也是钱先生的典雅说法。我想他是顾及西学创新趋势，及其学科交叉性质。如此西洋新学，实为一种交叉混合体。我们若是因循守旧，依照单一学科的路子去治理它，势必造成不通、势必引起焦虑、势必导致误读误解。90年代大家一哄而上、约定俗成，把新学说成是文论，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总之新学传播、文论引进，迄今已逾20年。现状如何？自然是泥沙俱下、悲喜交加、哭笑不得。一方面，我们主动引进新学，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呀。
王：我想知道，比较深层的问题是什么？
赵：有个社会学问题，那就是1954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那次改造废弃了以清华为代表的欧美学科交叉制。同时套用苏联模式，即高度细化的专业切割。
王：分割确实限制学术视野。赵老师，如今专业界限一片模糊，文学该怎么办？
赵：毋须悲观。中国老话说祸福相依、不破不立。文学陷入危机不假，可坏事也能变好事嘛。让我们换一种眼光看：西洋学科制度肇始于启蒙，此前并无理性化的学科切分。随着劳动分工深化，学者就从一个个特定专业里培养出来。很少有人知道：英文系1850年前后才在英国创立。可它一旦制度化，就变成一个封闭机构：它有自己的专业要求、学术规范。在其支配下，你必须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否则拿不到学位、或者丢饭碗。
王：文学概念也是这么演变过来的。据我所知，18世纪前Literature是个含混字眼。它可以是文献，也可以是神父的布道词。
赵：那时的文学包容广泛。现在英语系的老师，动辄说你是做文学的，我是做语言的。早先哪有语言学？那叫文字学(Philology)，它不是现在讲的Linguistics。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索绪尔，他用科学家的眼光去分析语言。所以说，我们该用一种历史的、社会学的批判眼光，去看待学科分割。它既不神圣、也不永恒，更不值得我们誓死效忠，不敢越雷池一步(笑)。说到底，文学只是应运而生：英国资产阶级掌权后，阶级斗争很激烈啊。统治集团要以文学来教化民众、粉饰太平。所以荷马史诗、贵族审美、清教伦理，一下子都变得甜美和谐了，非逼着老百姓去读。其实英伦三岛的穷人，懂啥子古希腊么？还不是听阿诺德几个人在那儿忽悠。
王：是啊，阿诺德主张文学的道德功能。他说文学是The best that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但他宣扬的甜美文学与道德批评，后来受到了挑战。
赵：二战后，老海宣告哲学终结，人文学术中心塌陷。或者说，由于哲学放弃领导，我们可怜的文学专业，从此失掉了理想与规范。而文学所谓的本质、功能、形式，统统出了麻烦。这是因为：与精密先进的自然科学相比，文学太落后、太小儿科。有人发动科学革命，想让文学具备严格的研究范式(Paradigm)、统一的学科原则(Discipline)。可惜它做不到啊。自打哲学终结，文学开始沦为人文学术主战场：各种学派理论，都在这里打成一团。如今的文学啊，我形容它是面目全非、左右不是人。同时，它又被迫开疆拓土，试行综合文化研究，甚至负担起人文学术的一部分领导与维系功能。
王：那么，文学立足点何在？或者说，文学还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我说的是“人”，虚构与现实中的人。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似乎不怎么讨论文学性了。
赵：文学性问题，早就被解构、被扩展了。但它还保留几项基本人文关注。第一是你讲的人，第二与人密切相关的文化历史研究，当然还有语言与阐释。20世纪科学革命，原想从语言上实现突破。但革命流产了。于是文学经历了革命与涣散。涣散之际，也有聚合与融通。我们是否不要基础了呢？我想还是要。第一是抓紧语言训练，第二要加强跨学科理论修养，第三坚持打通比较。语言是基础。在此基础上，你才能谈学科交叉。
王：我听出你的意思是：现代化也是个专业化过程。古希腊很少学科分类。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政治家，又是修辞学家、伦理学家。现在西方文论好像也在走向整合。
赵：古希腊哲学两大问题，第一是合，就是万物归一。这是柏拉图学说。哲学上叫同一性(Identity)或总体性(Totality)。第二是分。就是由一分出无数多，强调分歧差异。中国思想史同样。我们老庄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任何事物发展都有分和合。有人说笛卡尔是哲学家，我说他是科学家、逻辑学家。
王：牛顿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达·芬奇是个艺术家，他还是个科学家呢。
赵：所以说不好分。18世纪欧洲大学都是神学院当家。哈佛到19世纪才有文理学院，然后分出许多新学院，诸如法学院、医学院、工学院，后者因二战需要，独立为麻省理工。但是到了二战后，人文学科变得一塌糊涂。什么原因？因为战争给理性带来毁灭性冲击。哲学家纷纷开始反思批判。哲学一垮，文学何以安身立命？高科技那么发达，文学变得很孱弱、很自卑。所以它要变革。变革是一痛苦过程，其中有分也有合，还有一大段混沌时期。我们中国人在苏联制度限制下，出路何在？我以为应变之道，就是提倡交叉整合。否则就不能迎接挑战，就要患上失语症。
王：可我们在读现代西方文论时，还是茫无头绪、困难多多。
赵：洋人也焦虑、也失语。美国批评家萨义德，对此看得清楚。他说资本主义把我们变成了专家型知识份子(Specific Intellectual)。这种人目光短浅、狭隘琐碎，一辈子蜗居大学，只关心鼻子底下那一点儿研究对象。这是一种全球化趋势，即“学者们从总体世界大举撤退”。结果是无人考虑跨学科的现实问题。所以他呼吁学者打破专业格局、努力再现真实世界，做普遍性知识分子(General Intellectual)。
王：这里面确有一个交叉整合的要求。原来同钱钟书一样，萨义德也号召打通。回到人的话题。对于哲学和文学，人都是核心命题。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海德格尔说人是语言动物。我目前的课题涉及伦理道德、政治意义上的人。不知赵老师怎样看？
赵：我赞同马克思，他最全面，也最具批判精神。启蒙对人期望过高。当时所谓人的定义，是资产阶级白种欧洲人，而且是男人。他们把这个理想人的地位抬高，使之与上帝等同。尼采为何说上帝死了？就因为欧洲人成了上帝。这个人很糟糕，他自以为是，疯狂求知，他蔑视东方民族。所以黑格尔警告说：主人要变白痴。白痴本性在20世纪充分暴露。英美文学经典中，从《鲁宾逊漂流记》到《印度之行》，从《远大前程》到《第22条军规》，讲的都是白种主人的衰变经历。回到马克思，他对人下了三重定义，第一是自然人，就是说他是动物，虽说很高级，但还是一种生物，不是神。马克思在此迎头痛斥那个理想化的启蒙人。第二，人是他人。就是说任何人都涉及自我和他人的辩证统一。你不可能一个人关起门来自吹自擂。你是人，哦，人家就不是人？笛卡尔说我思则我在，太张狂。海德格尔将它颠倒过来，说我在则我思。巴赫金进一步修正：我对话则我在，这比较符合马克思原义。拉康说我欲望则我在，也有几分道理。
王：马克思还说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
赵：他是说“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总结。按照历史唯物论，这一条把人看成历史人、经济人、政治人。马克思的人就是现实中人，而不是抽象自由人、虚伪道德人。你不懂资本主义经济、不懂现代社会话语交流，那么你谈人、谈文学，还不是瞎谈？关于人，钱先生也说过一句话：人如鸟之双翼、剪之双刃。就是说，我的存在包容了你，二者缺一不可。我们同外国人、外国文化理论的关系，莫不如此。所以要打通。
王：讲得好。我近来读莎士比亚也发现这个问题。过去以为《哈姆雷特》是命运悲剧。其实未必。我细读后觉得它是理性悲剧。《麦克白》有句台词：Here is a tale / 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 Signifying nothing.这让我想到黑格尔：人一不小心就会变白痴。启蒙以来，西方人崇尚理性。尼采说上帝死了，这是对理性的警告。福柯扬言人死了，这是人本主义批判。利奥塔说知识分子死了，这表明他对精英思想的反思。罗兰·巴特说作家死了，这是驳斥作家主体论。有人大为惊恐：难道文学也死了？其实是没听懂其中的批判含义。这涉及人文学术总体上的观念变化。
赵：关键是要学会用一种变通与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人、看待西方文学。文论启示何在？我以为，它并非追捧西洋传统，而是质疑批判、温故知新。当然西方文论良莠不齐，我们不可盲目追风，而要鉴别取舍。但一味抵制，更是大错特错。与这两种错误态度不同，我们要在研究过程中，领会其批判精神，学习其综合方法，目的是更新我们的人文学术，这才是引进关键。如果你仅仅因为读不懂文论，就反感新概念、排斥新思想，那你可就上了大当。外国人可不在乎。你不读新书、不愿对话，结果就变白痴，就落后挨打。
王：赵老师，西方文艺复兴就有了人的概念，而我们有关现代人的认识观念大大滞后，这可是个问题呀。
赵：五·四运动是第一波引进。当时欢迎德先生和塞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这是现代性或理性的两个分支。第三支是文艺理性，我叫它波先生(Bohemia)，它代表资产阶级革命第三大诉求。西洋人当时看不清楚，但已发现矛盾。现代派文学就是围绕波先生展开的，从马拉美、波德莱尔开始。总之，除了民主科学，启蒙还要求文化思想上的反思批判、自由表达。很可惜，五·四是个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刚引进一半，就被外国侵略打断了。中国的现代性很悲壮，因为我们面临被西洋列强灭亡的危险。
王：然而五·四的学术气氛很好，胡适和鲁迅他们提倡解放，各种思潮都得以流行。
赵：第二波引进始于80年代。严格讲是1978年招考研究生，一大批老教授重新执教。
王：从此开始了与改革同步的第二波引进，90年代是高潮。
赵：是的。引进到今天，思想仍然混乱。关键是学科细分、观念制约。比如我们对西方文论的长期介绍，基本上各自为战、支离破碎。因为我们每个专业只能截取人家一块。而欧美各路文论，却是在剧烈分合中发展起来的。这就造成我们大量的肢解，以及一种脱离外国历史语境的误读。前后两波对比：第一波学者视野宽阔，受过良好的中外文综合训练，结果出了一代大师，深刻改变中国学术思想。第二波引进花的时间长，效果却不如前。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学者视野狭隘，尽是一些分门别类的专家。
王：赵老师，我们英文专业是第二轮引进的主力军。但在译介方面，还是出了不少讹错。你觉得我们的弱项在那里？
赵：第一知识结构简单，第二学术观念老化，第三理论意识淡薄。我们这些学英文的人啊，长期忽视欧陆思想。从哲学上讲，英美学术长期受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支配，所以严重缺乏德法哲学的辨证与批判精神。我想提醒英文师生，此乃一大局限。要让研究生知道欧陆方法的重要性，否则就很偏狭、很小资、很贵族。永远只会做一些传统文字学的爬梳考订，一些低层次的文本细读，即词义辨析+道德说教。
王：同美英学派相比，欧陆思想显然是有本质差别。譬如俄国的巴赫金。但在这方面我发现：西方左派学者思想跨度大、批判力度强，比如杰姆逊，他的学术话语无所不包。
赵：是的。英国学者安德森长期研究西马思想史。他得出结论说：自法国大革命起，英国人就蔑视欧陆哲学。这种保守心态一直持续到1965年新左派运动。
王：赵老师，杰姆逊多次来中国讲学，但我感觉他很难读。你怎么看？
赵：接着安德森的看法谈。他梳理的西马思想脉络，我基本认可：即英美保守传统根深蒂固。杰姆逊读博士时，正值麦卡锡反共。他精神上受压抑，便开始研究萨特，因为他仰慕欧陆哲学，敬佩左翼思想。你知道杰姆逊的导师是谁？就是那位写Mimesis的老教授。
王：《论模仿》，经典文论。作者是谁呀？一下想不起来了。
赵：陈永国答辩时，我也提出这个问题，他答出来了。(王：德国人。)对，一流犹太学者。希特勒上台后，他出逃土耳其，凭记忆写出了《论模仿》。老先生名叫埃里希·奥尔巴赫。杰姆逊有这样的一个人做老师，你想想看，他的世界大不一样哦。眼下英美学界，但凡学术上创新领先之人，都能读德语法语。所以读到博士班，德法语就成了理论语言。杰姆逊难读，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多半是欧陆的。我们读《镜与灯》可以读得蛮舒服。老杰姆逊就让我们痛苦，让我们震撼。因为他精通马克思、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还有尼采、福柯、德里达。他写文章时总会记住这些欧洲人，而英美专业对此一头雾水。杰姆逊通融百家，另一位左派学者萨义德，也是思路开阔、高屋建瓴。他不但能做精湛文本分析，还有强烈的批评意识。他和杰姆逊一道成为英美批判楷模、文化研究旗帜。不要忘记，杰姆逊出身耶鲁，萨义德出身哈佛，他俩都是英美传统训练出来的。但人家善于从欧陆引入新思想、新方法，结果可就大不一样啰。
王：2002年我在剑桥访学，正逢英文系邀请萨义德演讲。他连讲四场，都与Humanism有关。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人文主义是种批判态度，A Critical Attitude。赵老师，最近我的研究涉及文学中的政治，例如9.11之后西方人定义的恐怖主义。其实，早在20世纪初，康拉德的小说《特务》就涉及到这个问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赵：9.11之后美国人提出恐怖主义。中国政府支持反恐，但不赞成单纯军事解决，而是主张谈判、强调阿拉伯民族自主权。从宏观历史讲，我们必须正视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杰姆逊说它是一种彻底殖民：它不单掠夺资源、扩展市场，还要实现精神文化上的全面征服、彻底同化。回到柏拉图同一性，全球化就是万物归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权力意志、生产逻辑，最终把所有落后民族、包括阿拉伯文明，都给它铲平了，并且在那里建立起美式民主、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恐怖主义就是这种混账逻辑造成的恶果。对此，唯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才能做出批判性解读。返回哲学，也就是主体与他人的辩证关系：阿拉伯民族深受压迫，他们不断恳求、抱怨、抗议，但美国从不理睬。怎么办？本·拉登有他的对话方式：我炸掉你的世贸大厦。这是很悲惨的事，它引发文明冲突。
王：亨廷顿的说法。文明原来可以对话，但资本主义造成了文明对抗。
赵：美国有那么发达的教育科研，却很少有人真懂阿拉伯文明和伊斯兰教。他们不尊重别人，自己也成了白痴。直到大兵压境，美军才发现缺少阿拉伯语翻译，于是全球招募。(王：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对，萨义德说是Cultural Imperialism。我们不妨把恐怖主义看成一种文化畸变，即西方压迫东方的后果。这也是美国人咎由自取。要狠狠批评他们：像小布什这样乱打下去，恐怖主义无法根除。最后回到政治经济学。美国为何要打伊拉克？还要把约旦、伊朗逼到这个份上？因为石油，这是它的战略资源。
王：马克思的道理很管用。政治也好、文化也罢，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生产，实为帝国主义利益驱使的结果。
赵：所有政治的根基都是经济。研究西方的文学文化，一定不能脱离资本主义发展逻辑。
王：我正想了解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比如文化工业、复制、再生产。
赵：对于我们文学专业中人，最大的脑筋急转弯，莫过于文艺现代性。它就是那个一直受人欺负、不断惨遭扭曲的波先生。文学也随之陷入一堆麻烦中。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性三位一体。刚才讲到德先生、赛先生。赛先生是科技理性，但它蜕变成了工具理性：它唯利是图，只讲效益。它蔑视并排斥一切非计算性思维，包括伦理、情感和想象。
王：这种工具理性导致精神奴役、文化衰变，它同波先生是对头。
赵：对。再看德先生：它让老百姓参与政治，即用资产阶级民主，解决社会矛盾。用列宁的话讲，就是拿虚假民主，加上海外剩余价值，收买国内市民社会。同时它拼命发展商品文化、制造虚假意识形态，这就压制了文艺现代性，剥夺了波先生的表达与批判功能。于是启蒙理性开始走向它的反面——这是西马和福柯高度关注的话题。如今美国一面在全世界横行霸道、打打杀杀，一面到处推销它的商品和民主。
王：就是这套文化帝国主义逻辑，或者说暴力加蒙骗。晚期过后，还有一个什么期？
赵：列宁称它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杰姆逊补充一个晚期资本主义论。他将政治经济学概念，推至文化领域，这就有了资本主义早、中、晚三阶段。对应文化史，恰好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阶段，出现了高科技、市场化的文化再生产。我们知道，从古希腊开始，哲学、语言和文艺的基本功能，就是再现真善美。但柏拉图看不起诗人和文艺家，他认为那只是拙劣模仿(Mimesis)，远不及哲学对真理的抽象再现。实际上文艺也能再现，只不过形式不同：它不迷信抽象理念，而喜欢象征比喻。请注意：所谓“文学性”分裂瓦解，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埋下了祸根。若想讨论文学性，请你返回古希腊，但是大家要注意：别把它神秘化了。
王：俄国形式主义提出“陌生化”理论，试图解答文学“魔力何在”的问题。此说提出了一些形式层面的新见解，但它似乎未摆脱神秘性、主观性。
赵：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文学性是大作家刻意制造陌生、激活诗意的神奇笔法。此说局限于形式技巧、作家中心。所以它流行一阵，就遭到表征危机的强大冲击。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20世纪的机器复制、商品文化，深刻改变了传统文学的本质论、神秘论。例如本雅明提出机器复制说，法兰克福学派将它拓展为文化工业与再生产。这就导致文艺再现大讨论。简单说，从再现(Representation)到再生产(Reproduction)，标志后现代文化与早、中期文化的历史断裂：如今文艺不再关心真理再现、现实批判了，它进入一个大批复制的商品时代。消费社会和大众娱乐，日益成为文艺主导。超凡脱俗的文学，也要面向大众生产商品。请注意：它的社会职能与创作动机，日益受到再生产逻辑的支配，而不太在意什么再现了。如此乱局之下，我们还能把文学性看成是清高独立、神秘莫测的东西吗？必须承认：它突破了传统模仿论，从古代祭祀、文字阐释、叙事修辞、阅读接受，一路扩散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领域。一句话，文学性被五马分尸了。它还需要讨论，但首先要祛魅，然后再扩展开来，加以综合考虑。
王：它还同电子传媒、信息网络、商品传销、社会心理、以及高科技发展趋势相关。
赵：对，这是一个巨大的、不断更新的文化再生产领域，包括我们时常看到的韩剧、好莱坞电影、日本电子游戏、卡通漫画等，都是法兰克福学派定义的文化工业。
王：我发现，国内学者在这一块做的比较庞杂，许多术语不一致。所以我觉得，你新近组织的《西方文论关键词》，对我们大有帮助。
赵：这本书召集国内外60位专家，老中青三代人合作四年。目的是对文论关键词进行一次集中梳理，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研究与考评，也算是一种本土化努力吧。
王：它借鉴国外词典的优点，同时也尊重国情、方便读者。每一个词条后面，还列有基本参考书目。我希望它再版时，能够更全面、更加系列化。赵老师，我还读到你在上海《文景》发表的《后结构传奇》系列文章。它也涉及西方文论，你是否在写这方面的书？
赵：我在写一本《西方文论讲稿》，全书30讲。它的历史跨度是从尼采到福柯，贯穿20世纪西方学术百年动乱。全书分五编，依序是《后现代史话》、《现象学逸闻》、《后结构传奇》、《西马英雄传》、《后学面面观》。每编大概有5到7讲的样子。
王：何时出书？我们很想早日见到《西方文论讲稿》。
赵：自1998年起，我花4年时间写出初稿。接着拿去高校试讲。这叫做结合国情、量身定做(笑)。目的是了解同学们的知识结构，考虑他们的专业方向、学习进度。一句话，我想让大家比较顺利地接近西方文论，学会打通之法。这样不断修改，又花去4年。我将于2007年出版《讲稿》上册，2008年下册也可面世。
王：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交谈令我受益匪浅。赵老师，谢谢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