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派官员的改革局限

　　也许这位前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解释最多的就是，税基的扩大、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税收收入有正面影响，通过科学化与精细化的技术手段达到税收收入增长的目的，而非胡乱敛财，同时，税务部门的研究者也不时抛出国际税负痛苦指数的自我评价体系，以示税负程度不高。无奈，还是被各方批评不休。

　　有一点是事实，谢旭人是个务实的技术性官员，他不仅时常到基层走访，卸任税务局长之前，今年6月还去了武汉，并且在下基层时不仅轻车简从、深居简出、还会到税务窗口体会一线服务。

　　而谢在税务总局大力推进依法治税、纳税服务，精细化管理及“金税工种”等信息化建设，对税收增收、征纳和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知情人士称，“谢甚至对税务系统后勤工作，都提出了开展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要求，甚至每一个措施具体到每一个细节，都有详细规定，非常具有可操作性。”

　　这些品质实属难得，但对于一个从上至下寄托以税改重托，希望以税收制度既建立起公平的二次分配体系，又对经济带来正面激励的人而言，这样的传统美德还远远不够。

　　作为税改要诀的“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以严征管落实得最为彻底，对征税的检查、杜绝不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针对土地增值税等的专项整治时有耳闻，其次是宽税基，拓宽征税基础，而简税制与低税率由于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进展迟缓。

　　谢旭人任上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税制改革举措是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这标志着中国再也不以农业与农民作为基础税基来养活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另一个成功的改革举措是顺应税负平等要求，统一中外企业所得税，改变了在本国内资反遭歧视的不公平状况。

　　盘点作为前国税总局局长施政纲领的“谢七条”，多数涉及体制性改革的税改只开了一个头，谢旭人打开特定的画册，有待后来者添上重彩。

　　指责这位官员不懂法治税收原则过于苛刻，但显然他不愿意现在就超前实行法治税收，做半夜鸡叫之事，也或者他对此也无能为力。比如燃油税之事，就涉及起码四五个部委，交通系统职工的就业问题，搞得不好就是地雷阵中的牺牲品。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兢兢业业在技术细节上予以改进的税务局长，虽然将依法治税与积极稳妥推进税收体制改革排在发言稿的最前端，但所急之务却是技术改良。这就是改革过渡期历史人物的典型特征，他们敏感地探测到全面改革的土壤尚未成熟，因此宁愿在边缘地带清扫战场，以待后来者推进核心领域的改革。

　　新财长的使命

　　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金人庆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谢旭人为财政部部长。谢旭人面临更重大的责任与更艰巨的挑战。最根本的挑战来源是，如何将起始于1998年的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倡议从理论落实到行动，并形成组织框架。

　　我国目前的财政软约束，预决算随意不透明，各级政府事权财权不清，行政支出过大缺乏有效监管等，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仍未真正启动。我国今年的全年财政增收预算为15%，而前6个月同比增收为30.6%，预算基本流于形式。

　　建立公共财政要点包括，在人大建立公共财政预算委员会，实行实时审核，财政部实行决算硬约束，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与冗员，同时，密切关注财政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如目前一样只要转移支付、账面上到钱就万事大吉，无视公共财政的使用效率，造成垃圾GDP四溢。

　　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财政部的重要责任还包括如何在税收法治原则下，实行税收紧缩政策或者发行国债的同时，不对经济造成伤害，这考验的是新财长的勇气、对经济的把握、以及在技术上的成熟度。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如何在财政部整肃自身队伍，国家审计局历年审计风暴，财政部问题不少，而此前，也是财政部下属公司营私，使中国债券期权交易戛然而止。相比而言，财政部看管的是政府的“天下粮仓”，在公共财政未建立的情况下，掌握着很大的财政分配权，如此之大的权力，新财长将如何约束部下？

　　可以预计，我们会看到财政支出逐渐透明，财政资源分配向民生倾斜，对于使用效率的监督也将提到重要位置。

　　谢旭人的角色仍然十分关键，他见证参与了1993那次重要的金融改革，也将参与并在前线指挥即将到来的重大的财政体制改革。不管怎样，希望他成功，奉献给国人类似于取消农业税这样的成就，虽然他并非当时政策出台的主导，然而他是有力的推动者。这样的成功是中国的幸事。(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