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陈智德
编者按：经济发展与文化保育，近一段时期成为亚太地区城市发展共同面临一对博弈双方。
香港作家陈智德从小区文学的角度，探讨旧区改造值得思考的一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由较早时湾仔利东街的重建、蓝屋的保育、天星、皇后事件以至庙街和波鞋街即将面临的迁拆或重建，小区保育和本土文化的相关讨论方兴未艾，在不同形式的事件抗争或讨论之间，另一相对静态的小区口述历史、访谈、记录和创作正默默进行。相对于实时的事件，记录和书写地方的意义何在？在香港写作的人(不一定使用“作家”这用语)当然可以写中国以至全球，但当他选择写香港、写小区，不单纯是一种景观人事的记载，其特定的意义，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对应点，在香港文学史中尤其如此。
其实邻近地区如日本和台湾同样经历一段城市化时期之后的旧区规划，其经验值得借镜，在最近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简体字本的西村幸夫《再造魅力故乡——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一书中(台湾中文版为《故乡魅力俱乐部：日本十七个小区营造故事》)，相近而有别于西方的“community planning”，译者仔细考虑后译为“小区营造”，有别于方案式的“规划”而加入气氛营造的意涵，一种透过由居民参与设计，重视也认识地区与情志的关系的“小区营造”，不推倒旧物却让既有的本土文化资源再活化而新生，由此让人文聚落重新流动而达至居民与政府的“双赢”。
这样的借镜或转化，在香港来说不免衍生更多经济上的考虑，但旧区重建与一般地产生意的分别，相信在于背后对人文理念的要求更高，其建基于历史和本土文化资源的力量为无法忽略，倒土机式的思维时代应已过去。小区价值除了一般的讨论，也许相关的文学省察可助我们回头再思价值的问题，尤其是旧区的意涵，香港式的旧区重建往往等于破坏，但旧区不应只是一堆残旧的对象和赔偿数字，小区文学正一再提出文化资源的保存和人文理念流动的方式。
强调人物的重要
差不多一年前，我出席蓝屋保育论坛后，写了一篇《小区保育与小区文学》，提出小区文学之名，举了些例子说明小区文学的呈现方式，这一年来，小区保育已和社会运动结合，文学在提供本土文化资源以外，透过呈现作出反思，记录事件也转化和创造情志，作为公共事件中的有机力量，小说作品则以故事的方式评说现实，特别强调人物感情在“事件”中的重要性，一再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挣扎也有理想的人们居住的地方，不是积木般可以拆解或移植的档案。
周淑屏也许是近年最积极和自觉地进行小区文学的创作者，由2001年的《弥敦道两岸》、02年的《我在唐楼发现了情》和《君住庙街头妾住庙街尾》，到05年的《街市恋曲》和06年的《大牌檔·当铺·凉茶铺》，小说中的地区有时只是爱情故事的背景，有时也看到比较自觉和清晰的小区呈现。
《君住庙街头妾住庙街尾》透过访谈和资料搜集，写庙街歌坛半真实半虚构的人物，记者作为小说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中的角色，透过访问呈现粤曲歌坛的“口述历史”，由战前的石塘嘴谈到80年代庙街的全盛时期，穿插记者访寻的经过，叙述同时也沉出一段歌坛中人的情感故事，隔别多年的二人原来一直分别居于相近的玉器街和庙街，却至死未能相遇。小说中的小区布满历史的尘埃，营造情志却同时带来情志的阻隔。
前辈作家海辛写过多篇地方小说，1994年的《庙街两妙族》同样是有关庙街的爱情故事，但无论在人物和地方描述上都更细致，两组叙述模式，一组故事写及现已消失的油麻地避风塘以至众坊街码头、旺角登打士街码头边的驳船小艇等景观背景下的爱情故事，另一组章节穿越时空上溯战前故事，然后两组时空原不相干的故事巧妙地重新连系，使断裂的小区历史有了新的连续意义。
魏根民《庙街》也谈论较多中年旧情，阅读时如听60年代印第安兄弟组合Los Indios Tabajaras的Always in My Heart，不下于看一出《阿飞正传》。小说叙述出一个疲倦而褴褛的庙街，由榕树头至众坊街至文明里，庙街人物长历史的皱纹，细节的写实在呈现以外，藏更大的残忍和狠心，真象大多时候不堪呈现。
庙街的理想亲情爱情
3部小说(又或其它庙街电影又何尝不是)故事中的庙街都充满着失落的理想、痛苦的爱情以及离散的亲情，庙街的历史在小说和电影中，很特殊地少见一般通俗怀旧的美化，却有更多不堪呈现的真实。
诗歌在故事以外提取片段作另一种呈现，智疯写于1995年的〈星期五庙街，凌晨时份〉，以庙街为一种语言，细写它的破碎和不完整，更同时指出其破碎不一定由自身使然，也源于不完整的呈现。作者具高度的自省，经过观察仍不以为已掌握现象，诗到最终仍然寻索呈现的方法。旧小区的残旧或新奇，关键有时不在于表象本身，而在于观察者的态度和理念，包括他的对等关注还是游客猎奇，廖伟棠《查理穿过庙街》告诉我们观察者塑造事物的观念，亦可以回头被事物塑造出新的观察：“我们沿庙街一直往前，走到尽头折回来，／我才知道我们不是在兜圈子。也不是兜售／自己破旧的记忆。”在这诗歌，作者不单是观察者，也接受地方的观念并作出响应。
以小区为对象的记录或创作，其实一直都是重要的文学生产模式，有时属于个人遇然的观察，有时因应时代因素而作集体性记述；在后者而言，书写空间作为一种集体反应，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对应点。对空间的书写本身可作为符号，这符号所盛载的意涵有时负面、有时焦虑、有时热烈，种种因应时代冲击而作出的回应，或隐或显，都可说是一种“集体空间书写”的现象，因应近代史的变幻，在不同国家或城市的文学史都可找到相关例子，在近50年香港文学史中，至少可概略地整理出4次具回应时代意义的集体书写。相对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对垒、70年代的本土认同和90年代的消失危机，2000年代对应的是全球化、发展和市场需求所引致的“去本土”现象，具体作品包括西西《照相馆》、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潘国灵《我城零五》以至一休的戏剧《搬！搬！搬！》和《飙.樱桃园》等等诸作。各种本地书写，不是此刻才突然产生的事物，它承接过去对本地的观察而有不同的对应点，在2000年代的前半叶，大多作品对全球化引致的“有机社群解体”只能消极抗衡，可以预见，经过社会更多的反思，2000年代下半叶将有较多质疑的声音，抗拒无奈和不自主的接受。
小区文学属公共书写
小区文学也是一种公共书写，而在媒体常见的对公共事件的呈现，除了新闻纪录，就是以评论为主，创作的表达如小说或戏剧等都是稍延出现，一方面由于后者需要较长时间沉淀，而评论一般也比创作易于鉴别，什么是浮夸修辞，什么是假大空重复的套语，具资历的读者一看便知。记录也有角度上的问题，什么框架、什么语境下的记录都决定了现实的呈现，记录看似简单也许比评论困难。但最困难的也许是创作，一方面不易鉴别，也不易被理解，文学人本身的自省也是关键，文学对于公共事件而言，也许更无力，然而文学书写的意义究竟为何？除了个人感兴及艺术理念的成就以外，文学还可以思考或表现什么？相信是有意从事小区文学工作的人，无论是事件记录、口述历史、小说或其它形式的创作，在实践之前无法绕过的问题。
日本学者竹内好透过鲁迅文学研究，特别其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在二者的矛盾以及文学如何被革命变换色彩的评论中，提出具反思性的看法，我由此想起朱自清在抗战后期强调集体价值而贬抑个人的文艺主流中，在〈诗的趋势〉一文特立地提出公共空间中的个人情志，那不是什么寻求两者平衡的论调，反而是重新指出文学独立于革命或公共事件以外的价值。
文学的独立意义不是指它可以脱离革命和公众，亦不是从属于它或平衡地二者等同，而是文学工作者必须正视文学对革命或社会运动和公共事件本身的无力，文学也无法改变或改良社会，无法参与社会运动和公共事件，它始终孤单而无力，文学人必须走过这痛感无力的过程，才得到力量促成具公共意义的文学。没有事件就没有文学，但事件本身不是文学，顺应事件或作看客亦不是文学，也许文学就是在对于事件感到疏离和无力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
文学工作者有如评论人，有必要站在相对抽离的角度观察，但不是完全客观地“审视”现象，文学对描述的对象处于对等位置之余，更透过观察的框架和内在语言的转化、隐喻和沉淀，创造情志及衍生反思和觉醒，在一冷一热的创造和转化中、在无力中催生重建观念和价值的力量。
[文／陈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