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阳大火死者身份已经确定，为影院值班经理。7月4日晚，位于衡阳市石鼓区中山北路的进步电影商城发生特大火灾，当时现场有近两百名观众正在观看《变形金刚》动画片。唯一遇难者是电影院的值班经理邓衡祁，当时他为了疏散现场一百多名观众而来不及逃生。但是在现场的近百名观众，包括很多儿童都被安全地疏散了。(7月5日中国网消息)

　　衡阳大火最后仅仅一个人遇难，证明逃生并不困难；一百多人(包括很多儿童)都被安全地疏散了，说明这中间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选择生死逃留……据三湘都市报现场记者李凌透露，初步判断邓衡祁是在从火场中背民众逃生过程中牺牲的，据说发现邓尸体的时候，其手中还握有用于灭火的水枪。生命之上，纵使这个男人的社会角色加上再多的职责符号，也无法遮蔽义举的事实。大煞风景的是，新浪网在这个焦点之后跟了一个“辩论话题”：影院值班经理是否应该被评为烈士？在邓先生身后去争辩这个本质属于“职责所在还是见义勇为”的话题，我以为这是一件不仅无耻而且无良的事情。

　　捍卫公共秩序的天职，首先应该是警察等负有法定责任的政府公职人员，政府会于体制内代偿其履职成本——包括奖金、荣誉称号等等。任何突发事件面前，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永远是一个基于道德自觉之上的变量，如果我们对一个具有道德标本意义的行为选择制度性、舆论性冷血，最后只会让我们置身于危险混乱而私利奔涌的洪流之中。有一点是明确的，邓先生作为影院值班经理，当然有疏散的义务和责任——但这种义务和责任的底线是基本的生命权不受损。没有一种责任高贵于生命、也没有一种责任可能凌驾于生命之上——说到底，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在公序良俗之内，没有一种权利是靠典当生命而获取。

　　给邓先生一个“见义勇为”或者“烈士”的称号是不为过的：一是我们看多了政府工作人员在重大、特大事件中屡获“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他们不也是在工作日做着一定意义上的“本分事”吗？二是如果邓先生舍身护观众不是见义勇为，那么，人民警察在执行任务中遇到不幸要表彰吗？军人英勇牺牲在战场要表彰吗？三是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框定了一个值班经理必须“勇于和大火作斗争、放弃生命护卫观众”的类似职责，相反，法律恰恰规定了每个公民都有紧急避险的权利——说得再残忍一点，即便是邓先生救了99个人、而先于遇难的第100人逃出来，也未必是“失职”的事情。保护所有观众就是“义”，舍生忘死是为“勇”——想请教对邓先生义举争执不休的人们：我们大声疾呼的“见义勇为”难道只是叶公好的那条“龙”而已？

　　这让我们再次忧虑于姗姗不来的见义勇为立法，当普通市民作为见义勇为者而正义地替补了公权力的暂时缺席，那么，这种公共行为就理应受到等同国家公职人员的对等待遇——认定“见义勇为”与否的标准只能是“行为”、而不是“身份”。我们关注着邓先生的命运，其实，也就是关注我们践行美德的收益与成本、以及若干种可复制的逻辑可能。

　　来源：红网

　　作者：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