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分子”到底该不该被收入地方志？安徽滁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在编纂《皖东人物》时，将对当地社会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也纳入征集的范围，此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市民称一旦入选会给家属带来持久的影响，可能一辈子抬不起头，而法律界人士认为，此举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人物志征集线索仍在进行之中。

　　在笔者看来，“犯罪分子”到底该不该被收入地方志？——如此争议很没有必要。国务院2006年5月18日发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作为资料性文献，地方志书的责任是“记录事实”——既包括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事实，也包括妨碍地方社会进步的事实，这是地方志书编撰的基本要求。所以说，对社会具有贡献的正面人物与危害社会负面影响深远的反面人物都是地方志记录的对象。安徽滁州此举并无任何不妥。

　　之所以引起社会争议，大概与这样一种“现状”有莫大的关系：不知曾几何时，地方志在很多地方“异化”为“政绩记录”，“记功而不记过”，久而久之，就让社会产生一种错觉——地方志是正面舆论导向的体现。因而在现实中，这则报道中一位市民的心态非常具有普遍性：编纂地方志主要是为后人总结经验，以弘扬积极向上的精神作为主旋律，不宜将“犯罪分子”也列入地方志。

　　说地方志记录“罪犯”会对其后代产生不良影响，如此担忧，其实仍然是公共“错觉”的盲目延伸——作为一个对地方产生负面影响力的反面人物，公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重大社会事件，而不是其名字，更不会因之对其家属和后人进行“连带性舆论歧视”。更重要的是，地方志是地方历史的“材料”来源，真实客观全面始终是第一位的，修志不将反面人物记录进来，如何为编撰地方史提供客观的史实和材料呢？如果古人都怀着我们这种貌似人性化的担忧，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全是“名垂青史”的历史名人，严嵩、秦桧之流大概早随着时空的变迁彻底淡出历史视野了。

　　实际上，地方志收录“罪犯”不是什么创新之举，而是一种本位回归，是对地方志编撰“政绩记录风”的理性“矫正”。在此方面，滁州开了一个好头，希望能得到更多地方志编撰部门的借鉴和效仿。

　　来源：人民网/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