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专家王明高近日撰文指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犯罪，《刑法》以5000元为起刑点，而普通公民的盗窃罪则以500元为起刑点。贪污受贿犯罪者对社会的危害更大，但令其入罪的起刑点却比盗窃罪高出许多，违反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显示出刑法面前“官民不平等”的倾向。

　　就犯罪对社会利益的侵害程度来说，贪污、贿赂犯罪的确要比盗窃罪严重得多。对贪污罪而言，不仅侵犯了国家财产权，更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双重客体的行为，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显然远较侵犯单一客体的行为严重。至于受贿罪，其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在性质上自然也比盗窃罪更为恶劣。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盗窃罪的起刑点定为500元，把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定为5000元，当然不合适。

　　其实，提高起刑点只是问题的一面，重要的是让刑法真正起到威慑作用。起刑点不过是令贪渎者有了入罪的可能，但真正对之施以惩罚的，还是刑罚。近些年，各级法院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的情况越来越多，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某些地方甚至出现对受贿20万元以上的官员适用缓刑的判决。而根据我国刑法，个人贪污、受贿在10万元以上的，就必须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情节严重的还应判处死刑。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不排除“行政干预司法”的情况，但很大一个原因，还在于对这类犯罪的定性、量刑缺乏统一的标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刑法规定对自首者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但在“双规”中如实交待自己罪行的情况，到底算不算“自首”，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许多法院都把“双规”中的交待作为减轻刑罚乃至适用缓刑的理由，这种不加区分，曲解“自首”含义的认定显然是不适当的。

　　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注意到前述问题，在全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也即将出台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指导意见，统一量刑标准。可以说，包括起刑点在内的诸多问题，也即将解决。

　　问题在于，就算把起刑点降低到50元，对那些职务犯罪者来说，就真的有威慑力了么？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1万元以下的“红包”，某些官员连看都不看一眼。难道他们真不知道受贿罪的起刑点是5000元？显然不是。归根结底，还是“吃公家的、拿公家的、收人家的”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而对这些“吃皇粮者”的管理、监督、执法，则根本就没有到位。试想，如果立法者响应专家呼吁，把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降到5元钱，或者干脆实行“零容忍度”，拿一分钱也是罪，但最后没法执行，也没人遵守，岂不是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反而令贪渎者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

　　治理贪腐，本就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不能把所有的“宝”都押在刑法上。笔者在香港出差时，到处都能看到廉政公署的广告，其中有一句颇令人深思:“大贪小贪都是贪，放过小贪等于纵容大贪。”事实上，也真是通过香港政府、廉政公署三十多年的积极倡导、严格执法，才在整个香港营造出一种杜绝贪腐的廉政文化。相比之下，在内地，反腐倡廉的口号并未阻挡“有钱好办事”文化的蔓延，前不久发生的内地学生贿赂香港教授而被捕的事件，就是最好的说明。可以说，让反腐倡廉、重法治贪成为一种文化，走进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官员，乃至每一个执法者心里，才更有利于预防、惩治腐败。在这个意义上，降低人们对腐败的“容忍度”，要比降低“起刑点”更有意义。

　　(来源：南方都市报；作者：何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