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一位专家提出的在北京引入就业许可制度的意见(《新京报》)，引起一些反对的声音。我还没有看到这位专家关于实行这个制度的详细意见，但从媒体披露的一些信息看，他的意见是令人担忧的。

　　这位专家表示，北京应该推行就业许可制度，目的是“能够比较合理地安排流动人口的流向和输出”。不难看出，这个制度实际上是针对外来农民工的，因为流动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外来的农民工。这位专家还认为，政府就业许可制度还包括了对就业数量的限制。这个有专门指向的就业许可制度究竟合理不合理？就业许可制度是不是包括了对就业数量的限制？我以为这都很值得讨论。

　　国外就业许可并非针对流动人口，而是为了帮助就业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就业许可制度并不是出于防止城市扩张的目的，更不是专门针对本国的所谓“流动人口”。国外政府对外籍劳工的就业有限制，但通常并不是依靠就业许可方面的法律来规范。在城乡差别比较小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移向大城市的压力并不大，没有必要专门针对农民进城设立门槛。相反，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采取促进就业的政策。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实行就业许可制度呢？说到底是为了帮助就业者，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就业许可制度的核心是对需要就业的劳动力进行培训，使他们达到一定的技术水准，得到任职资格。为此，政府会直接或间接举办各种职业培训机构和职业介绍所，向企业推荐劳动力。劳动者有了职业资格证书，可以要求雇主支付相应的工资，也可以凭借资格证书自己开办企业。如果中国各大城市要向国外学习就业许可制度，就应该这样办才对，而不能把就业许可制度当作一个门槛来限制农民工进城。

　　国外的就业许可制度通常并不包含对就业数量的限制。可能在一定的街区，政府对开办特定的服务门店有数量规定，也是为了防止恶性竞争。事实上，在东欧国家发生政治剧变之后，西欧国家接纳了东欧国家的大量就业移民，并没有用就业许可的门槛将他们堵在国门之外。

　　就业许可制很难操作

　　出于控制农民工流入数量而实行就业许可制度，在操作上会有许多困难。如果单纯以工作岗位的技术要求来设立考试标准，通过考试就发放职业资格证书，那还是限制不了人数。联想集团的电脑装配岗位，初中毕业生经过短期培训也可以胜任，对农民工来说这自然不是什么难事。如果出于限制流动人口的数量来设立考试标准，会更麻烦。一是政府很难把握各行各业需要的劳动数量，盲目确定数量会给企业添麻烦。二是出于限制申请人数量而设立的考试标准可能完全脱离技术要求，使申请者学一些无用的技术知识，产生资源的浪费。再者，专门针对流动农民工设立门槛已经很不得人心，也与中央政府倡导的新观念相矛盾。

　　一切政策调整的出发点都应是善待农民

　　话说回来，我也不赞成在农民进城这件事情上有浪漫主义的想法。如果任何一个人到大城市随便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就提出廉租房的要求，提出其他各项城市社会保障待遇，城市政府能满足么？自然是不能的。可是，也不能阻止他们到大城市来做工。这样，城市内部在一定时间里也就不得不有一种“二元体制”。现在的“二元体制”的显著不合理性在于它主要是限制了农民。我主张简化管理，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只要在城市拥有或租用符合一定标准的住房，就可以成为城市的户籍居民；其他务工人员暂时不能成为户籍居民。将来经济发展程度更高、农村体制改革更彻底以后，农民完全可以通过放弃农村土地所获得大额资金，到城市购买或租用符合标准的住房，从而会很方便地成为城市户籍人口。只要我们做出努力，这个过渡期也不会太长。

　　目前，通过住房来控制户籍人口规模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至少还可以先使富裕一些的农民变成大城市户籍居民。至于对那些目前并不要求在大城市登记户口的农民工群体，我看目前不必要限制，实际上也限制不了；想限制只能是瞎忙活。现在征用农民土地的价格太低，也没有一个合理的土地市场，农民在农村放弃几亩地所得到的价款还不能在城市买一间厨房。将来要寄希望于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农民为国家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所谓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人口红利”就是农民贡献的同义语。一切政策调整的出发点都应是善待农民。我们不能在一个早上取消现行的不合理的“二元体制”，但总还是要推动渐进改革，将“二元体制”不断简化，让目前的体制平滑地过渡到最终的合理体制上去。大家的脑筋应该在这方面动起来，切不可想着法子走回头路。

　　(来源：新京报，作者：党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