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兄弟当选人大代表，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广大农民工群体的表达诉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权利诉求将会更快地上达传递，还在于开启了“权利平衡之窗”，可以吸纳越来越多的新鲜“民意空气”。

　　近期，各地屡屡传来农民工当选人大代表的消息。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农民工戴全明当选浙江宁波市江东区人大代表(《人民日报》1月12日)；1月15日，重庆忠县来沙市打工的农民工向世洪，一出现在重庆沙市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是沙市区首位农民工代表。(《湖北日报》1月24日)

　　农民工兄弟当选人大代表，走进庄严的人大会堂建言献策，令人振奋和耳目一新。在笔者看来，其积极意义不仅在于，广大农民工群体的表达诉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权利诉求将会更快地上达传递，还在于开启了“权利平衡之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人大代表的结构体制创新脚步却滞后于时代发展———官员和社会精英比例明显偏高。这一问题的存在，除了制约着人大制度建设的进程之外，更重要的是，群体权利代言的缺席导致了群体利益保障的“盲点”。

　　从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来自于社会其他行业领域的人大代表，虽然对于农民工权益问题不乏关注和伸张，但要么因为角色冲突和身份限制，不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么因为精力有限，无法获得最翔实、最贴近实际的“一手资料”，从而让这种“替代式发言”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其权利在权利表达席上的“门外旁观”中被动消解。

　　在参政议政和权利表达方面，与由官员、企业家、精英阶层和娱乐明星等所“组成”的强大方队相比，包括农民工在内的社会底层人群明显存在权利表达的劣势。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日益认识到，这种权利表达不平衡以及所延伸出的权利保障不平衡，必须要尽快予以“平衡”，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表达，不断与时俱进实现权力机关的“广泛的代表性”，确保社会的公正公平。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一方面，有诸多地方人大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脚步；尽管，农民工人大代表的身影虽然目前还比较孤单，但可以预见的是，由此所打开的“权利平衡之窗”，必将吸纳进越来越多的新鲜“民意空气”。权利平衡以及由此达到更大的社会和谐，这一天，相信并不遥远。(陈贞璟)

　　　来源：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