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2日，中央出台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决定。《决定》指出当前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政策内生育水平明显上升。特殊人群超生抬头，党员干部和名人、富人超生虽数量不大，但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凡违法生育的，一律依法严惩。

　　正如有些专家所言，名人富人想生就生，长此以往，人为使得财富数量、声望值与人口出生量成正比。而这种人口出生“两极分化”现象，也必将造成一些不和谐因素。因此，严惩名人富人超生，势在必行。然而，怎样严惩呢？

　　前不久，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目前仍然要以依法征收社会抚养费为主，在法律上研究加强处罚，在社会舆论上进行谴责。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的确是一种可行的“严惩”之道，但在具体操作中究竟该如何“法治”、如何“德治”，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长期以来，超生(包括名人富人超生)一般由有关部门征收社会抚养费。社会抚养费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出现的。“不符合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名人富人超生的门槛。对于有钱阶层而言，几万与几十万的社会抚养费犹如小菜一碟。因此，如果继续单纯以提高社会抚养费数额作为严惩富有阶层超生的“法治”手段，其作用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德治”，作用同样有限，指望具有超生欲望的富有群体在社会批评声中进行道德自律，进而产生行为自觉，实在是有点不太现实。

　　由是观之，严惩名人富人超生并取得实效，“法治”思路必须拓展——尽快从完善法律法规入手，考虑用更多的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罚款式处罚”进行补充。与此同时，还要以制度跟进来督促道德自律——比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些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毫无疑问，只有名人富人的违法超生空间变得狭小，道德缺位的成本加大，名人富人超生现象才会真正得到遏制。来源：新华网/陈一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