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全国检察业务专家、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被评选为“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姜德志从事反贪侦查工作20年，直接查办和指挥查办大案要案200余件。日前，他谈论到贪官的一些共性，其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成克杰、慕绥新、刘金宝等贪官都曾向姜德志提出过：“能不能向中央反映一下，我一分钱也不要了，什么官也不要了，到偏远地区盖个小房，做个老百姓行不行？”(12月13日《现代快报》)

　　贪官们的这一请求无疑是荒唐的。在法治社会，对犯下了死罪的贪官根本不可能仅仅“贬为庶人”了事。

　　虽然如此，我觉得贪官们的这一请求还是有值得分析之处。西方的一位哲人说过，对快乐的无限追求和对非正常死亡的无限恐惧是永恒的人性。但是，在贪官们的人生中，他们先是把“快乐”置换成了“享乐”，贪污受贿的人生动机其实是“对享乐的无限追求”，然后，这种不健康的追求致使他们直接面对非正常死亡。哲人表述中的并列关系在贪官的人生实践中变成了因果关系。贪官们无限度地追求享乐，最后得到的是非正常死亡。

　　快乐与享乐不是一个概念。“对快乐的无限追求”代表着精神的天空，天空之上高扬希望；“对享乐的无限追求”代表着精神的深渊，深渊之下唯有绝望。这是贪官请求的第一条警示意义。

　　其二，贪官们的荒唐请求还让我想起了两位古人。第一位是李斯。李斯曾贵为秦相，后被赵高陷害，“腰斩咸阳市”。临死之前，他对儿子说了一段让后人感慨不已的话：“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我不知道贪官们读没读过司马迁的《李斯列传》，如果读过，他们难道不记得这段话吗？你们飞扬跋扈了那么久，贪了那么多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如今犯事了，身陷囹圄了，甚至就要拥抱死神了，再提出“做个老百姓”的要求，“岂可得乎”？

　　第二位是张居正。万历六年，张居正离开京城，回家乡安葬死去的父亲，当时他正处在权力的巅峰，所以一路上的“排场”十分显赫。回到家乡之后，一日之内又收到皇帝的三道诏书，催促他早日回京，处理政事。这更加显示出了他在皇帝心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湖广官员也以为这是一种无上的光荣，特地为张居正建造“三诏亭”以资纪念。可是张居正却对自己“威权震主，祸萌骖乘”的现状深表忧虑。他在给当地官员的信中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作三诏亭，意甚厚，但异日，时异事殊，高台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此不过五里铺上一接官亭耳，乌睹所谓三诏哉？盖骑虎之势自难中下，所以霍光、宇文护终于不免。”意思是说，一旦形势变化，自己倒台了，就会连住所都会成问题，三诏亭又有什么意义呢？此话果然言中。张居正死后不久，万历皇帝就以“专权乱政、罔上负恩”之名对张居正“断棺戮尸”，张府受到了残酷的查抄，张居正的长子自缢身亡。张居正曾多次想“急流勇退”，以交出权力来换取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可是，太后根本就不同意他“提前内退”，他想“做个老百姓”的愿望“岂可得乎”？

　　这些都说明，要想平平安安地“做个老百姓”也是要有条件的，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成克杰之流掌权之时已经把老百姓害得够苦的了，如果犯事之后还能轻松地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那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了！

　　或许，贪官们压根儿就不明白，“做个老百姓”也是要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你不能背叛老百姓的利益，不能与老百姓为敌。

　　来源：济南时报/郑连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