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甘肃兰州农村青年白荣晖，患有先天性孤立肾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症，家人东拼西凑也凑不齐高额的手术费，他的父亲走投无路，于今年7月17日给庆阳市市长写了封求救信，但却没有结果。8月3日，白荣晖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事后查知，这封已经被市长批示给民政部门的救命信，在市政府办公室“搁置”了20天……(《兰州晨报》11月23日报道)

　　我们无法断定有了“市长批示”的助力之后，白荣晖的生命是否就一定有希望，但至少作为国家政府机关的当地相关部门不该在一个人的生命存亡之际，将“市长批示”遗忘在不该遗忘的角落。

　　人们或许可以就此事谴责当地有关部门的行政效率低下延误了白荣晖的救治，但对此事若是仅止于对“市长批示”未能落实到位的指责，恐怕还失之于浮浅。因为如果换个角度，即使“市长批示”能够得到及时处理，白荣晖的生命能够得到挽救，仅靠“市长批示”又能救得了多少类似白荣晖这样的病人呢？

　　通过报道我们看到，白家在向市长求救之前，主要途径是依赖全家倾家荡产式的筹钱，其后又依赖于媒体的呼吁与市民们的支援获得了一部分医疗费用，但由于缺少足够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白家并没有从本应建立起来的医疗保障体系中获得任何的帮助。假如在庆阳当地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白家还需要向市长求助，还需要为“市长批示”被“搁置”而感到愤懑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以及社会救济渠道，远比“市长批示”所起到的作用大得多。所以，与其我们对“市长批示”迟迟不见回音施以道德的谴责，还不如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如果人人都能享受到医疗保障体系普照的“阳光”，那么又何须苦苦等待“市长批示”的落实？又怎会因为自身财力的不足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来源：新华网/ 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