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公开声明：该协会会员不接受国家版权局公布的卡拉OK版权使用费每天每包房12元的标准，如果强行在广州地区开展收费活动，协会将保留通过诉讼等法律手段维护其会员合法权益的权利。此后，上海、长沙等城市的十几个KTV行业协会相继宣布抵制该收费活动。

　　广州市文化娱乐业协会提出的3点质疑是：一、“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尚处于筹备阶段，一个还没登记的社团，怎么有权来制订《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而国家版权局又怎么可以予以审核通过呢？”二、收费标准究竟如何制订？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从未听取卡拉OK业主的意见，单方制定收费标准，强制要求有关各方执行其标准，超越了它的职能范围。三、“打包”收费是否公平合理？

　　对此，国家版权局有关人士表示，他们是按照《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公告程序，“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版权局有监督的权利”。

　　毫无疑问，现在很多城市的卡拉OK企业都存在版权费支付不到位，甚至不支付的情况，因此，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出发，国家版权局公布《标准》，其初衷应该是良好的。

　　而各地行业协会对收费标准的质疑，也是从自身经营情况出发，考量国家法律法规，遵循合法途径提出的。所以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负责人也表示：广州文化娱乐业协会发表声明，抵制收费是自由的。

　　可以预见，双方关于收费标准的博弈还将进行下去，不过这一次，只要双方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合理表达声音，无论其结果如何，这个博弈的过程都会见证着中国法制的进步。

　　事实上，我们在很多税费制度的制定上，遵循的往往都是一种“威权”思路，延续的都还是权力上收、责任和义务下压型的管理体制和法制思路，人们不得不接受各种来自权力机构的责任和义务摊派，并且不断地通过责任和义务下压向更弱势人群转嫁，形成“强者(尤其是权力)制定规则，弱者服从规则”的治理结构。这样的治理结构，空有法制之名，而没有法治之实。因为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没有权利主体之间尤其是公民权利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平等、公开博弈，法律、法规、政策制定者基本上关起门来自己说了算，部门“私货”往往大于公理。即使在一些领域有公开听证、公开听取意见，但这些意见“集中”以后是否得到过考虑，外人不得而知，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程序约束立法者如何采纳合理化意见。以至于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推进，立法思路、立法结构和博弈机制仍然沿袭以往的传统，直接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合法化”。

　　我们不否认《标准》是依据法律制定的。但合法的收费也要有合法的执行主体和执行程序。事实上，《标准》的确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一是关门立法，由国家版权局下属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单方说了算；二是收费主体不合法。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目前正处在筹备阶段，尚未获得国家民政部的批准，没有正式成立。三是著作权属于私权，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一直没有说明是否得到相关著作权人的授权。

　　而各地行业协会的抵制，正是基于对法规不合理之处的质疑。KTV版权费之争，不仅是行业协会为行业利益的一次公开主张，更是在与“公权力”的叫板中，提醒了公民、法人和社会团体有向不合法、不合理的公权力“挑战”的权利。其中所体现的法制进步，不仅值得文化娱乐行业期待，更值得法学界和社会期待。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章士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