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再次回忆起中国现代史上那句“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的，是11月16日《信息时报》上的这则消息：广州市工商局发出禁令，从近日始，全市禁止向消费者出售鸭蛋。也就是说，不管是红心鸭蛋还是黄心鸭蛋，不管是在批发零售市场还是餐饮市场，一律禁止销售鸭蛋。而菜市场上，众多店家把咸蛋刨开卖。

　　我们的理论家可能又要批判“全城禁售”的一刀切了，但在现实语境里，还有什么样的仪器和什么样的程序正义能一眼望穿千篇一律穿着蛋壳“马甲”的鸭蛋孰好孰坏呢？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就是天大的问题。关于眼下的“苏丹红鸭蛋”事件，媒体和坊间较着劲儿地在骂“监管”——年年危机年年骂，年年骂后年年危机昭然。“监管”乏力固然在食品危机中难辞其咎，但，笔者以为这种“责难”的矫枉过正也许更可怕：一是“完美监管逻辑”永远不可能出现，有限的监管力量去管无限的暴利寻租，无异于一只猫抓一群老鼠；二是在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下的“监管”其价值取向本身就比较疏离于企业的繁杂环节，再尽职的“监管婆婆”也无法要求企业进什么原材料、如何组织生产，要求监管对食品安全“无所不管”的倾向是悖逆市场规则的。我们在历次的食品安全危机中恰恰省略了对宏观市场生态的思考和追问，纠结于每次事件的具体责任上、而忽视了社会序列上的潜在市场生态的妖异力量。

　　这几天，河北鸭蛋正遭遇被掩埋的“浩劫”，我们痛快地骂养鸭人的黑心，但是，我们何曾摸着良心问问是“谁”逼着朴实的农民兄弟们把鸭蛋“染”成红心的呢？这个“被传染”、“被浸淫”的过程恰恰才是每次食品危机的根源啊。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中指出：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发展不只是消灭贫困、而且是以自由的正义的正当的途径来解放人类自身。我们的“市场课”与“道德课”是脱节的，诚信的链条支离破碎——政府可以教农民养鸭，但政府关心过农民喂不喂有毒饲料吗？政府可以鼓励企业致富，但政府在意过企业守法不守法守信不守信吗？在这些问题上：政府“能不能”显然不成问题，政府“愿不愿”才是真问题。当我们从道德理性的计划时代飞跃到市场功利的交易天堂时，私欲的翅膀便无限膨胀，市场生态以凌越底线的姿态高歌突进。我们丢了三件“天使装备”：一是以社会公平的正义和平等的自由为基准、而不是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评判标准的诚信制度；二是以刚性惩罚措施为标志的冀望道德投机而获利的毁灭性风险成本；三是企业组织在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传统的经济和技术价值、还要考虑社会成本和收益的“企业社会责任”。

　　当每个市场主体都争着去做“最坏的经济人”的时候，你说得有多少“监管”多大的“职责”才能消灭天大的危机和风险呢？“全城禁售”不是良策，可是还有什么善政比它更让我们安心呢？尼采说：“兄弟，如果你是幸运的，你只需一种道德而不要贪多，这样，你过桥更容易些。”管理学上有个“手表定理”，说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拥有两只表时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不系统化拯救好“道德、次道德、逆道德”混乱的市场生态，明天，我们真的可能需要牵一头奶牛去卖牛奶。

　　(国际在线/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