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上午9时，乌鲁木齐市居民居学亮在乘坐公交车上班途中，装有现金、税票等价值3万元的皮包被扒窃。车被开往附近派出所进行调查，对此，一些乘客虽不情愿但还是予以了配合。令居先生没想到的是小偷没抓到，却有7名乘客和司机以耽误时间要被单位罚款为由，向他索要一天的工作损失费。分文没有的居先生被逼无奈，只得到单位借了530元钱，给7名乘客每人50元，司机180元。对此，法律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法律和道德相冲突的表现。(11月14日《中国青年报》)

　　我却认为这是一场个人利益和社会成本的冲突。表面上看，居先生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为了居先生的个人利益，牺牲其他人的个人利益，当然是对公众道德的苛求。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个人利益是会发生转换的。由于居先生财产的被窃，居先生的个人损害其实已超出了私人范畴，而成为公共损失。这是很好理解的：每个人遭遇社会性侵害时，其个人的损失都会上升为公共成本。在小偷没有被抓获前，这种看不见的公共成本已然被附加到了其他人的身上。换句话说，社会治安越不好，公益成本就越高。而那些乘客只看到了显性的损失，没看到隐性的损失，或者说只在乎前者而忽视后者，这其实正体现了公民意识的缺失。

　　毫无疑问，所有乘客都有责任协助居先生进行调查。那为什么居先生会遭遇如此尴尬呢？其实更关键的原因还不在于乘客，而在于乘客所在的工作机构。不应过多苛责乘客，民生之艰扛不起太重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需要更多的社会性机构来分摊。现实的情况是，很少有单位会因为职工是接受有关公益的调查而不扣其误工费。而单位罚款制度的人性化和社会意识的薄弱，又给公众带来了负面的示范效应。社会公众的正义感无法在组织内部得到伸张，其分担公益成本的热忱无法在单位得到利益支持，这种热情就会下降，自保意识就会泛滥。我们很遗憾的看到，一些企业的公益热情其实更是一种广告热情。或者说其公益理念比较狭隘，目光只聚焦在一些社会热点，认识不到公益其实是无处不在的。而由于企业和单位不热衷于承担公益成本，已经令其治理成本不断上升。公共成本不会因谁企图逃避责任就不存在，只会因逃避而成倍增加。因此，人人自保的结果必然是人人自危。

　　我国当前正致力于建立公民社会，对个人利益的诉求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强烈的诉求之一，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伴随着公益成本的最小化。公益成本越大，个人利益的增长空间就会越小，企业和单位的价值实现之路就越漫长艰难。因此设法降低公共成本，是社会每个大小主体的责任所在。从这个角度而言，今天我们可以向居先生要损失，而明天当我们被打劫一空时，我们去向谁要损失？这不是危言耸听，居先生的损失增加一分，我们整个社会的危机就会加剧一分！

　　(红网/司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