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法商”，不过是“法治意识”这壶老酒装了新瓶而已。用更通俗和简洁一点的文字来总结，也就是“知法、信法、守法”。

　　今年以来，北京几家报纸先后隆重推出了“法商”报道，对“法商”这一“全新概念”进行了集中宣传和推介。各门各类的法律专家纷纷就“法商”发表看法，一时间，“法商”风生水起。“智商、情商、法商一个都不能少”等标题似乎在告诉我们，“法商”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媒体强调推崇“法商”是为了适应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需求。此种愿望固然良好，然而在笔者看来，将“法”嫁接于“商”，这种嫁接实难成立。

　　“商”系心理学上用来衡量个体智能、情绪等能力的一个参数。自“商”的概念在心理学上应用以来，“财商”、“德商”、“健商”、“意商”、“心商”等如雨后春笋，不一而足，但颇得公众认同的也仅有“智商”与“情商”而已。可见，不是任意两个概念的结合就能得到一个“全新概念”的。

　　按媒体提供的解释，“法商”即“法治商数”，是“一个人对法的内心体认和自觉践行，体现的是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法治意识的强弱，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依法办事、遵守秩序、崇尚规则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定义上看，这里的所谓“法商”，不过是“法治意识”这壶老酒装了新瓶而已。用更通俗和简洁一点的文字来总结，也就是“知法、信法、守法”。

　　然而在一个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里，并不要求人人“知法”，更不是“知法”越多、“法商”越高，这人就越有出息。换言之，“法商”完全不同于智商与情商，可以成为衡量每一个个体(而非某个专业领域内的个体)的能力参数。智商与情商于我们每个人而言，自是多多益善。而法商则不然，我们要求在非法律专业的普通人中能够普及那些已经构成公民常识的法律常识就够了。否则，人人都通晓法律，都拥有了极高的法商，不但律师将全没了饭碗，法官也得集体歇业。假如真有这一天，这个全由“法商”高手所组成的社会我看也难有和谐。

　　当然，作为公民应该知悉一些法律常识，这和我们应当知悉一些政治、道德、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常识并无本质区别。幸而我们还未曾听说过什么“政商”、“道商”、“史商”或“理商”、“物商”之类的“全新概念”，否则我们这一辈子可就有得忙了！反过来看这种知识上的要求，其实正是“智商”的当然组成部分。于智商之外，又何须另设“法商”来予以强调———难道公民对法律常识的需求就一定比对政治常识、道德常识等等的需求更重要，并更值得推崇？

　　再者，“知法”并不等于“信法”，更不等于“守法”。“知法”可以通过科学设计的测试软件(或试题库)进行测量(其实就是智商测试的一部分)，“信法”与“守法”却无法藉由测试得出一个相对科学的数值。媒体以“受贿扶贫”的贪官余斌作为“法商”低下的典型，当是典型的事后评判。不信请“法商”的推崇者拿出一套测试题来，为余斌公开测试一番。我敢说，余的“法商”测试结果绝不会“低下”。未被揭露的贪官何其之多，“法商”若真能科学地测出受试者的“信法”与“守法”意识，那么，只需在反贪上引入此种测试，我们的职务罪案侦查工作岂不“无往而不胜”？如果将此种测试作为官员招录与任免的前置程序，岂不可以极大程度地避免官员的“带病提拔”？

　　如果“法商”不能基于一种科学的评价体系予以测试，并成为衡量个体“知法、信法、守法”能力的一个参数，那么提出“法商”这一概念的意义又在哪里？

　　作者:王琳　　来源：海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