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6日的《法制日报》报道了一起发生在安徽亳州的冤案，1998年8月7日凌晨，亳州市谯城区华佗镇邢庄村一少女遭杀害，凶案现场留有同村青年农民赵新建的衣物和拖鞋。赵新建后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真凶最终归案，赵于2006年6月23日在蒙冤八年后才被释放。

　　亳州公安局长认为本案的“错误根源就在于，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完全用间接证据来证明赵新建存在的‘犯罪事实’”。这当然算不得什么根源，之前在评说类似冤案时，笔者曾认为其根源在于司法定罪的程序被沦为了单纯的行政治罪，其罪魁祸首固然是当前体制的不当，而“赵案”却也直接呈现给我们一个或许更加微观的视角———在各方权力主体的一种畸形的政绩观下，无罪推定等各项明文立法被弃之不顾，诸种司法“潜规则”却遭到了选择。

　　于当地政府而言，命案的发生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压力便首先施向了公安机关。要么破案邀功，要么无所作为而被点名批评甚至被列入政绩的黑名单，公安机关肯定会选择前者。实际上，该案件在检察机关那里曾经受到了阻力。当年公安机关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赵新建时后者不予批准，并将其释放改为监视居住。但后来被害人家属不断上访，迫使检察机关撤销了不批准决定，重新批准逮捕了赵。一法学专家在受访时称“这样对待民意是一种不理智的表现，说穿了是虚假的政绩观在作祟”。这政绩实实在在，并无什么虚假，只是崇尚此种政绩的观念倒的确变得畸形了。“民意”当然不是政绩，但“民意”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却又可转化为最大的政绩。

　　政绩观是畸形的，政绩却是实际的利益，而利益的力量有时候是无穷的。承办法官们的话却颇能说明问题———“领导催结案，当事人催惩凶。上下两头挤，实在是没一点办法，就想着能尽快结案……不同的部门，同样的政绩观令他们成了“同船共渡”者，联手制造了冤案。

　　冤案一再上演，整个司法体制的变革方为解决问题的根本。然而，一项大的手术总也需要纷繁复杂的步骤才能完成。从如何消解有关权力主体的政绩观处着眼，是不是可以辟得一条有益的进路呢？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张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