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压迫正当权利，而大特权又压迫小特权，其结果必然是在许多“特权阶层”存在的同时，也造就了同样多的“弱势群体”。特权的流行与“弱势群体”的流行是成正比的。

　　据近期《南方周末》报道，今年10月22日，湖南交警王志宏在进行例行检查时，对慈利县委书记刘桦的军牌车进行核实，结果遭到慈利县武装部部长及下属殴打。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广西北海，今年9月6日，因查车发生矛盾，一位副县长挥拳把交警的鼻梁骨打断了；去年10月4日，湖南交警汪东旭和长沙望城县县委书记王武亮的车发生磨擦，立即招致王武亮铁拳相向，闻讯而来的交警队副大队长也被王武亮一顿拳打脚踢。县领导打交警的事件如此频密地发生，以至有人说，交警成了“弱势群体”。

　　如今这年头，大家都争着抢着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公务员成了弱势群体，教育部门成了弱势群体，交警也成了弱势群体，似乎什么问题都可以“一弱以蔽之。”不过，这么多传统意义上的“强势群体”纷纷自认“弱势”，我相信这不是矫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的是事实。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中，面对城里人，农民是弱势群体；面对城管，流动小贩是弱势群体；面对征地的房产商，拆迁户是弱势群体；面对交警，违章者都是弱势群体；而面对开特权车的人，所有的交警又都是弱势群体……这样推演下去是很荒唐的——每个人都强调自己是“鱼肉”，那么到底谁是“刀俎”呢？事实上，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每个人、每个所谓“弱势”的部门对于更弱势的群体和部门都是“刀俎”，而对更强势的群体来说又都是“鱼肉”。中国式的“弱势群体”的特点就在于:每一个弱势群体在面对另外一些群体时又成了强势群体，受害者同时也都是加害者。

　　本来，循现代文明社会的原则，虽然现实世界中难免有强弱之分，但好的制度却应该平抑强弱，做到机会均等、权利平等，而不是扩大这种不平等。中国出现这么多的“弱势群体”，无非是因为特权比较泛滥——特权是对规则的破坏，其所体现的特殊利益是对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的侵占。特权压迫正当权利，而大特权又压迫小特权，其结果必然是在许多“特权阶层”存在的同时，也造就了同样多的“弱势群体”。特权的流行与“弱势群体”的流行是成正比的。

　　特权的存在和被广泛承认，往往会破坏正常的秩序和规则。各种势力、权力、金钱都可以轻易地将法律的公正性颠覆，破坏一个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另一些时候，特权者也是弱势群体，特权会微妙地影响其行为方式，出现令人感慨的后果。在本次事件中，被打的交警和他的同事们第一反应都不是据理抗争，而是做撒娇状痛诉自己的委屈，甚至同时也检讨自己不认识领导的车牌是“缺乏政治敏感度”。这岂是一个“弱”字可以描述得了的？交警这种对自己“弱势群体”地位的描述，恰恰反映了其对“特权”的认可——无论是领导的，还是自己的。

　　多个群体自认为“弱势群体”，不仅带来了政治情感上的混乱，还导致了价值观的倾斜。一个体制下每个群体都宣称自己是“弱势”群体，实际上意味着每个群体都在试图逃避自己要担负的社会责任。同时我也很担心把个体事件一定要和群体道德联系起来的解读方式。从“交警也是弱势群体”一说中可以看出，中国人“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还是很紧，一出什么事马上就上升到群体、阶级的角度来理解。于是，县长打交警就不再是个体之间的法律事件，而成了群体之间压迫与反压迫的阶级斗争事件。即使是受了委屈，也要扯上一大批人，恐怕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认识吧。

　　其实，保护真正的或者“自认”的“弱势群体”，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利益群体之间的力量均衡，让弱势群体有能力保护自己。当社会结构内部利益集团之间拥有的资源、能量存在巨大差距的时候，我们无法指望优势的群体会自动放弃所谓的“特权”，同样更无法相信他们能够和平共处。势有强弱，社会便有平抑措施，此所谓“扶弱抑强”。二是法律制度的完善，即通过法律和制度建设使强弱矛盾趋于消解。有了可靠的、公正的法律，你强也好，弱也罢，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律主体。有法律在，没有人敢欺侮弱者。同时，法律不但是“弱势群体”最广泛、最可靠的保护伞、也是那些“强者”的不可或缺的保护伞。如果这把保护伞出了问题，那么所有的群体都不会有安全感。在这个意义上，当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则不能保护一个农民工的时候，它同样也保护不了一个曾经是强者的警察——在不平等面前，人人平等。

　　来源：南方报业集团

　　作者：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