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一场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运动也随之拉开序幕，上亿农民离开耕作了几千年的土地涌向城市，追逐着“城市梦”。二十多年弹指而过，今天的他们对城市态度如何？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调查报告显示，“近七成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希望能在城市发展、定居，其中女性比男性更想留在城市……”

　　农民工正在“融入”城市——上述数据很容易让人们得出这一结论。最初，农民工只是“进入”城市，这种人口流动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方面，“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另一方面，大量低廉劳动力补充进城市，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二十年过去了，这些进城农民工在城市中逐渐找到了人生坐标，对城市的适应性日益提高，很多农民工早已蜕去早期的形象，逐渐融入了城市生活。从“进入”到“融入”、从与城市陌生对立到和谐共处，农民工群体正经历着可喜的嬗变。

　　农民工希望进入、融入城市，原因也许很简单：城市给了他们农村无法给予的，比如高薪的就业岗位、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绮丽的城市文化等等。然而，当我们试图对这一看似简单的原因进行探究时，却总避不过“城乡差距”这一沉重的关键词。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城乡差距实际上已达到8倍以上。城里的月光能把梦照亮，乡村的月光为何黯淡感伤？从“一半农民希望留在城市发展定居”，我们应该有所警醒和反思。

　　我们生而平等，只是命运将我们放在了不同的地方，这种先天的不公理应通过后天的自由选择得到弥补。这是公民对个人支配力长期渴望而不可得的一种写实，这种选择权的回归，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然而，当一拨拨“民工潮”持续扑面而至时，一个严峻的问题自然而生——城市是否准备好？

　　回首二十多年，基于大家都理解的现实困境，农民工的这一“融入”之途一直崎岖难行。这种艰难，一方面源于初离黄土的农民对城市的不适应；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城市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对农民工设置的无形门槛。转轨期的中国，公民权利愿望的发育往往超前于制度建设的步伐。农民工“市民待遇”的诉求不难理解，但一旦碰上现行体制以及现实困难，歧视性政策往往会占上风。因此，虽然进了城，农民身份依然是他们与城市之间一道无法逾越的沟壑，在大多数城市，这种身份差异会带来就业歧视、教育歧视、社会保障歧视，甚至人格歧视。这些，都在酝酿、加剧着某种不和谐，也引发了一些冲突和矛盾，应该引起城市管理者的警惕。

　　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益关系，对于农民进城引发的种种问题，也只能从利益关系进行理顺和疏导，而决不能一味人为设置门槛，试图“御之于城门之外”。调查显示，今天的新一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由谋求生存转向追求平等。如何制定公平的规则，满足农民工新的利益诉求，为开明、聪明的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新课题。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城市竞争力强弱，取决于“3T”：Talent(人才)、Technology(科技)、Tolerance(包容)。其中的“包容”当然应该包含了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包容。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本世纪末可能突破2亿。可以预计的将来，“民工潮”还将持续汹涌澎湃。这些农民工兄弟期待的，是一座座没有“围墙”、没有歧视、充满包容的城市。

　　来源：广州日报/徐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