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办风暴之下，北京的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仍然开学了。但学生、家长和老师们并不知道前边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他们(指向阳农工商公司，科阳学校租借了该公司的土地作为校址)从周五开始要给学校停水、停电。本来说今天就开始停，我求了半天，他们说是上面压得紧，最多拖到周五。”8月23日，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打工子弟学校科阳希望学校的办学者周书军忧心忡忡地说。

　　“我们今天早上在区政府又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有公安、城管等多个部门参加，准备实在不行就采取强制措施，进行联合执法。”石景山教委的一位负责人刘霞(化名)说。

　　“停办通知”从天而降

　　2006年7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呈逐年增多趋势——全市尚有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239所,在校学生95092人。这些学校大多办学条件简陋，在校舍、消防和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通知》要求，按照“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工作思路,尽快清理整顿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

　　根据规定，被停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需要办理五证(家长或监护人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出具的在当地无监护条件证明、全家户口簿)，在暂住地的街道办事处申请“在京借读批准书”后，自行到公立学校报名。

　　接到市政府的指示后，各区纷纷开始行动。其中，石景山区在7月中旬时，对辖区内所有打工子弟学校进行了安全检查。周书军记得，“检查之后，通报了我们房顶不合格，存在安全隐患，但并没有提停办的事。”于是，他拿出15万元，给学校的每间教室加了3根钢梁，里外重新进行粉刷，并且重布了电线，还在教室外的墙上贴了有各种格言警句的瓷砖。

　　工程刚刚完工，8月15日这一天接到了区教委的电话，要求派人去取一份通知。“没想到，取回来的竟然是学校的停办通知，可他们都没有再来检查过一次啊。”周书军感觉很委屈。

　　相比其他几个区，海淀区的行动开始得最早。红星小学位于海淀区西三旗，有学生1500人。校长谢振清记得，4月29日的时候，区教委专门派人来下达了限期一个月整改的通知书，要求学校必须达到北京市和海淀区的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小学需要具备200米环形跑道等硬件条件；办学启动资金统一要求150万元。

　　“钱我们还可以去想办法，可场地我们真的弄不来。”谢振清说。

　　一个月后，再次检查，海淀区除了2所已经获得了正式办学许可证的学校，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均收到了《非法办学听证告知书》，并且在6月11日的时候参加了听证会。

　　“很快，7月4日的时候大家就收到教委的停办通知。”谢振清回忆。

　　进入公办校：要“先做个贡献”

　　从黑龙江来到北京卖水果的庄冬梅(化名)家住海淀区明光村，7月份在听说孩子所在的打工子弟小学被停办后，赶去附近公立的某附小报名。但学校的答复是，家长得给学校做点贡献，否则入学可以，但是4年级已经满员了，只能去上3年级。

　　在北京开小卖部的杨华(化名)的遭遇与庄冬梅一样，她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个也该上4年级了，而另一个要上2年级。当她带着孩子们赶到这所附小报名时，学校的回复同样是4年级满了。此时，一位女校长走过来对她说：“既然你那么渴望孩子上4年级，学校缺些设备，你看能捐啥吧。”杨华立刻明白了话里的意思，问道：“那我们学校缺什么？”校长指着旁边的打印机说：“缺个打印机，1台6000元，算是给学校做个贡献。”

　　杨华觉得实在有些负担不起，就问道：“能不能捐点便宜的？”于是校长拿两个U盘说：“要不给老师捐几个U盘吧。”经过几轮讨价还价，双方最终以一个孩子交2000元捐助费成交。杨华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在交钱时看到了一张家长们的捐钱单子，上面有的写着6000，有的写着4000，“看来我们还算交得少的了。”她说。

　　另据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社团在北京海淀区明光北里、佟家坟、田村、肖家河四个地区的调查，多位家长都有过与庄、杨两位类似的遭遇。另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明圆学校校长贾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一些家长跟他反映，一般小学会要求交纳6000元的捐助费，中学则达到了15000元，如果是重点学校，甚至可能达到十几万。而这些捐助费的缴纳既没有发票也没有收据，因此根本无法去查证。

　　公立学校的其他门槛

　　据周书军估计，这次整顿之后，科阳学校所在的地区至少将有4000名左右的民工子弟学生需要接受分流。

　　据了解，附近公立的台京学校最多再容纳300名左右的学生，而向阳小学的校长李润华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校只预留了200个名额接收分流的学生，这样，部分学生不得不到离家10里外的学校上学。

　　鉴于此，科阳希望学校的4名小学生代表，拿着千余名该校学生的请愿信“我们要就近上学”于8月23日找到了石景山教委，得到的答复是：“先别管远近，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你们上学的问题。如果你没学上了，可以来找我。将来如果实在困难，我们可以要求学校派校车，专门接送学生。”

　　即使是上公立学校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谢振清认为，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的学生选择到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公立学校中普遍存在教师歧视外来务工子女。

　　打工子弟何晓丽(化名)原来曾在老古城小学念书，4年级时转到了科阳希望学校。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老师们对我们有偏见，同学们也看不起我们。我上课时总是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但老师们无论如何都不叫我。”

　　另一位打工子弟李帅德是在5年级时从古城六小转到科阳希望学校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原来的学校里，总是和本地的小朋友吵架，但是到了这里，同学之间相处得特别好。

　　“我只想问政府是否准备好了？”

　　对于政府把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分流到公立学校就读，北京市社科院流动人口教育与行动研究中心主任韩嘉玲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外地孩子如果都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里读书，会让他们在这个城市更加被边缘化。“实际上，进入公立学校是一种成本最低的，使他们能够融入这个社会的方式。但是，现在我只想问，这个事情政府是否准备好了？”她说。

　　韩嘉玲指出，农民工的子女，是城市中最弱势的、最需要得到保障的那部分群体。并且，保证每个孩子的受教育的权利，是政府的责任。因此，她认为，教委应当有一个具体的强制性分流计划，明确学生该去的学校，而不是学生自己去择校。这样就能尽可能做到公平和方便学生。

　　韩嘉玲还认为：“可以扶植那些具有一定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而不是把他们全都关停。教委可以委托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这样即使没有承认它，也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改善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

　　在海淀区教委取缔了几乎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后，区教工委书记南顺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海淀农村地区还有6所闲置的小学将批给公立学校用来办分校，石景山区也准备建立一所可以容纳4000人左右的大型公办打工子弟学校。

　　对于这种做法，韩嘉玲认为，等于是由政府再建了一座打工子弟的孤岛。“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资源了，政府反而拿出了大量的资金进行重复建设，真的很没必要。既然现有的公立学校无法容纳这批打工子弟，应当通过几年的过程，慢慢去消化它。”

　　另外，韩嘉玲还担心一点，如果现在强制关停所有学校，但又不能解决全部孩子的上学问题，这样只会使打工子弟学校转入地下。“以前你还能够看到它，能够对其进行检查。转入地下以后，他们就在自己住的房子里办学，安全隐患反而加重了。”据记者了解，在丰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批学生只有一两百人的“地下学校”。

　　到记者发稿时为止，正值开学之际，据明圆学校的常务校长贾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绝大部分民工子弟学校都接到停办通知，但在海淀区，至少80%的打工子弟学校照常开学了。被停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前来报名。在明圆学校，真正转到公立学校的不到5个人。

　　在石景山区，科阳希望学校教导主任乔旭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家长已经了解学校目前的处境，但是至今也只有7名学生办理了退费返回老家上学的手续。

　　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老师和学生家长们都在等待区里教委的进一步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