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不满一篇有关员工“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近日，台湾首富郭台铭属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本网8月28日)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写的《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让富士康几近成了“血汗工厂”的代名词。令人惊讶的是，富士康不但没有改过自新的意思，甚至毫不“隐忍”，大张旗鼓地把记者告上了法庭。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告报社，而是专告记者个人。这种“欺软怕硬”行为昭然若揭，试想，把记者告上法庭，并将其资产查封，这远比把报社告得破产要容易。我不得不佩服，富士康“杀鸡敬猴”的手段果然棋高一着。

　　按理说，记者作为报社的员工，他的采访和写作都是为报社服务的，接受的也是报社的委托，正如法学家贺卫方所言，这里面，诉讼对象本身就是错误的。可是，尽管程序漏洞百出，富士康的“反扑”伎俩依然能够迅速地获得当地法院的支持，这不禁令人浮想连翩。难道，法律真的只是为有钱人服务的吗？

　　在关于富士康“超时加班”的一系列报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尽管媒体舆论来势汹汹，但富士康似乎稳坐泰山，一点事没有。我想问的是，当地的劳动部门、工会到哪里去了？作为企业员工的利益代言人，面对这些对工厂“超时加班”的报道，至少，他们有责任调查此事，给公众一个官方信息。或许，正是工人利益代言人的失声、噤声，以至立场不明，才会使这些“血汗工厂”的“反扑”嚣张至此，与其说这是商人狡诈、唯利是图，不如说，这是政府功能的错位、越位和不到位。

　　这些年来，为了招商引资，在“筑巢引凤”的口号下，地方政府可谓高招迭出。地价、厂房租售价格、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就不用说了，甚至，许多地方还会给予外资“高人一等”的人身待遇，一旦出现违章、违规行为，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之下可以一路“绿灯”放行。据说，富士康是一个有着20万员工的大公司，谈判能力自然不容小觑。然而，解决了20万就业人员，就是绑架社会的理由吗？“超时加班”一案，相关部门不但不查有违章嫌疑的工厂，反而打压曝光此事的记者，多少让人感觉了当地政府“媚商”的作为。

　　记得不久前，在一次上海举行的《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上，一位来自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蛮横地说到，“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这句话听来令人异常刺耳，但对当地政府官员来说，却是了不得。或许，正是在这种威逼当中，政府、司法机关才会节节后退，以至到今天，我们竟然要依靠牺牲公共利益和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来换取企业的欢心。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政府“媚商”，商人才会嚣张。

　　(海口晚报网/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