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照商贩崔英杰刺死北京城管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事件，游商与城管的关系再次被提起关注。而我感到了一种真实的痛切，则是源于8月15日《中国青年报》一则报道中这样一个极为细小的描述——

　　“‘城管来了！’3岁的李浩一颠一颠地跑过来用稚气的河南口音大喊。王利锁夫妇马上起身，把玉米和炉子往三轮车上搬。

　　“‘城管……’6岁的王宏宽突然指着城管的车大骂了一句。妈妈被儿子的行为惊呆了，反应了几秒钟，她抄起一根木棍狠狠打在最疼爱的小儿子身上。6岁的王宏宽和3岁的李浩并不理解城管到底是怎样一些人，但是父母对城管的躲避令他们感觉到城管是自己的敌人。”

　　我们很难面对一个事实是，对于6岁的王宏宽和3岁的李浩，或者更多的王宏宽与李浩来说，他们童年的这段亲历到底在他们心里播下了一粒怎样的种子，并将延续怎样的悲情。但是无论如何，一个三龄童的望风而呼，一个六龄童的顿足而骂，这样真切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进而锐化并断裂成为一个社会令人疼痛的符号。

　　而我突然在想的一个问题是，在6岁的王宏宽和3岁的李浩眼中，会如何去看待城管李志强之死呢？当然，还有近30万仍然游荡于北京的商贩群体，他们又将如何去看待李志强之死？有没有这样一个可能，在无照商贩刺死城管事件中，我们会面临着两种不同的评价以及话语的体系？我们看到了，李志强已被追认为烈士，在14日吊唁会现场，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向李志强的遗像鞠躬致哀，1200多位各界人士前来吊唁。

　　我不去猜想这1200多位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中，是否有一位是那些游商们。而我之不能不更加深痛于李志强的死，在于一个执法者以生命消亡为代价的付出，也许仍没有换来他的执法服务对象的“良心发现”，也许仍不能丝毫改变“一个六龄童的顿足而骂”的后果，而“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就在李志强牺牲的科贸电子城下，第二天又有新的小贩占据了崔英杰的位置。”所有这一切实，是一种多么悲哀的现实！

　　在城管执法方式与手段不断改进的情形下，要反思的必然是城市治理的理念。对于治理而言，它从来就不是一种单一的、平面的行为，同时也从来就不是一种可以罔顾现实的行为。这也就是意味着，有必要从城乡二元、人员流动的现实背景下，来看待市容市貌的问题；更有必要从民生之重、生存之本诸方面，来看待游商现象。那么治理的思路就必须从仅仅对城市形象及市民需求的关注，转移到对于乱设摊点所喻示的民生诉求上来。

　　温暖的阳光会比凛冽的风更快地脱掉人们的外衣，城市治理必须践行先疏后堵、先做好服务再行使强制的办法。不让乱设摊点，那么请给他们一个摊位；费用过高，那么请先降低一部分费用……这样一来，真会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与总处于升级版的冲突吗？难道我们真会认为简单的强制手段就可以阻止人们的求生欲念？

　　遇害于商贩刀下的城管，李志强不是第一个，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何曾罔顾曾经在商贩们上演的悲惨故事？在城管与商贩之间，城市与生计之间，治理与被治理之间，难道注定是这样敌对的、冰火难容的存在吗？如果，一个李志强之死还不足够，那么就让我们用6岁的王宏宽和3岁的李浩两个孩童的眼睛，来观望一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