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7月，国务院医改课题组负责人葛延风同志响亮地宣布：“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我注意到，许多“有关部门”顿时变得谦虚起来，检讨、宣誓、反省之声不绝于耳。不成功意味着失败，与医改同时宣告失败的，是人民群众对“看病难”和“因病致贫”现象的疲倦抗争。

　　当“母亲徒步3000里推瘫痪姐妹赴京求医，引起陕西咸阳市高层领导的关注”(《华夏时报》7月4日)时，我突然发现，越来越多的穷人都比较热衷于通过这样一种“非常”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对于郭青梅母女三人来说，徒步3000里的进京行动是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幸运的是，媒体的介入使父母官们发现了她们，并决定“一管到底”。有人认为郭青梅是在炒作，也有人认为当地父母官在炒作。对于笔者而言，我宁愿相信郭在炒作，父母官们则无非是以过度的关心来掩饰自己的“失责”罢了。如果郭青梅真能掌握父母官的心理因素，则说明她的炒作手段是成功的。我愿意理解任何一个病人因求生本能而放大自己的窘迫与屈辱，想想看，还有什么事业比活着更值得经营一生呢？“黑龙江一男子步行3000里，用板车送妻进京求医，43天走烂两双鞋”(《新京报》7月4日)新闻中的这名男子的行为，令人感动得落泪。我们可以在他的板车上看到，“行程3000里，为救患病妻子”的字样。这个深深爱着自己妻子的男人，他除了板车与鞋子，几乎是一无所有。他妻子的命，全部压在社会的关注之上。但愿他们能像“湖南男子背爱妻进京求医，拿馒头充饥等待奇迹”(《华夏时报》6月19日)事件中的那对夫妻一样，最终获得北京有关方面救助这样一个“奇迹”。

　　越来越多的穷人以徒步的方式进京求医，使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舍近求远地进京呢？如果不是病人想把自己的无奈无限放大，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地方政府“义务”救助的大门不易打开，只有到“天子脚下”进行权利声张，才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京城各界给予关注时，地方的高层领导有批示了，京城的医院提供救助了，社会各界捐款了。可见，进京的效果确实非同一般。

　　但是，领导所关注的无非是极少数特例，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障显然不能依靠病人的炒作与领导的关注来解决。那些没有能力步行千里进京求医的人们才是庞大的群体，而且更加需要“领导关注”。有关部门对失败的医改，不能总是在检讨、宣誓、反省的基础上原地踏步，而应当具备一种抢救生命式的紧迫感与责任感。毕竟，那些贫困的病人还躺在社会一隅望眼欲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