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于市场化改革?

　　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中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全面凸显出来。有人认为，这些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把责任归之于市场化改革。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出现了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缺失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人把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同市场化改革划等号是不符合实际的。

　　他剖析，第一，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市场化改革本身的问题，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单纯的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它有自己的作用范围，即在私人产品领域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寄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第二，这些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又同市场化改革相联系：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大多数人在基本解决温饱以后，迫切需要满足基本的公共需求；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缺陷，突出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失灵。

　　第三，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相互补充。市场与政府分别在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领域发挥作用，两者同等重要，不可相互替代。

　　迟福林指出，政府转型严重滞后是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具有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某些特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忽视社会发展，使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短缺。尤其是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全社会进入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关键时期，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矛盾和问题全面凸显。实践证明，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比较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迟福林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两大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面对第一个突出矛盾，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面对第二个突出矛盾，应当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要有效地解决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矛盾和问题，需要从财政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公共服务体系等多方面推进改革。

　　目前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是切实解决老百姓日益强烈的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比如说，前段时间发生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的假药事件，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这一事件的发生可能有许多原因，有经济社会方面的因素，有医药市场秩序混乱的因素等。但不能不说，与各级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严重缺失相关，而市场监管属于各级政府的重要公共服务职能。因此，应当加快解决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划分问题，并由此建立中央对地方严格的公共服务问责制。

　　目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公共产品上。就是说，城乡二元的公共服务体制，是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十一五”时期，应当逐步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

　　迟福林指出，从当前的情况看，政府建设和改革需要解决好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方式要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二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不应当继续扮演经济建设主体的角色；三是有效地解决消极腐败的问题。这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大问题，都需要采取措施逐一解决。

　　当前，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比较多，也比较复杂，其中的重要因素是公共服务的不到位和分配的不合理。例如，这些年教育与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大大高于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因素之一。有学者估计，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约为20%。2004年，中国名义城乡收入差距为3.2:1，若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障因素考虑在内，中国城乡的实际收入之比已达5～6倍。按照这个分析，公共服务因素在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中的比例大概在30%～40%左右。因此，未来几年在进一步解决腐败问题的同时，要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为重点解决再分配问题，缓解贫富差距，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

　　目前中国的投资率居高不下，大概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个百分点；消费率持续下降，大概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0个百分点。其中原因很多，但公共服务体制的缺失，是难以拉动国内消费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供给的缺失，使居民在增大储蓄的同时，对储蓄的满意度下降。因而，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强化公共服务，有利于扩大国内需求，明显提高消费的比例，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改革正处于“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这一次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是以调整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它的实质是政府转型，重点是强化公共服务，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如果把改革攻坚阶段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同于前些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很难说它是“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

　　作者：顾时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