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频繁出现的一个概念就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前几年世界三大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了刺激经济复苏，都纷纷降低利率，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传统上，降息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它创造的大量货币资金，主要会投资于本土境内，促进本土经济复苏。然而当代经济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经济，金融信息化、电子化使得资金的国际流动十分容易，几乎没有成本。这三大经济体降息创造的大量货币资金，就不再满足投资于本土境内，而是像苍蝇追逐食物那样，全球飞来飞去寻找投资机会。很明显，像中国这样经济连年高速增长、通货膨胀又较低的经济体，是国际流动资金的最好投资对象。

　　资金的国际流动导致了国际货币供应的不平衡。一方面，美国等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迟迟不能奏效，不得不延长低利率的时间；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面临经济过热危险的经济体，明明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却仍然难以压缩货币供给，投资仍旧快速增长，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依然不断上扬。如我上期专栏(编者注:5月19日《人民币汇率考验政治家智慧》)曾经指出的:资产升值有很多负面效应，其中之一就是加剧贫富分化。

　　要抑制国际资金的上述不平衡流动，一个理论上很完美的办法，就是让汇率随行就市地浮动。比如国际资金进入中国，就会推动人民币汇率上升，也就是人民币“越来越贵”。当人民币升值到一定程度，国际资金就不敢再“购买”人民币，亦即将停止流入中国。相反，如果保持僵硬的汇率政策，国内的资金供给，很大程度上就会和国际上的资金供给同步。换句话说，国际上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就会很快输入中国境内。中国自己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将失效。这个道理，正是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提出的所谓“不可能三角”定理: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一个国家要么采取浮动汇率，要么丧失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不可能既稳定汇率又保持自主的货币政策。

　　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完美状况是不会出现的。现实生活中，一个国家总要在稳定汇率和自主货币政策二者之间进行适当的平衡。问题就变成了: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二者究竟哪一个更重要？很显然，不同的利益群体可能对此有不同看法。金融部门可能更加关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希望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贸易部门则可能更担心汇率波动加大外贸企业的成本，更看重低价人民币带来的出口竞争优势和创造的相应就业机会。宏观经济部门也许担心流动性过多、资产价格上涨可能造成经济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而另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也许觉得房地产价格上涨并不是坏事，自己正好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总之，正如我在上一篇专栏文章中说过的:汇率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政治家权衡不同集团的利益需求，妥善地加以解决。

　　在我看来，这种利益博弈，还要结合国际范围内利益博弈的大环境去理解，才更有希望得到合理解决。正如美国试图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国际化一样，中国也应当考虑到，在汇率政策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货币政策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国际课题。像美、欧、日这样的经济体，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就应当考虑到其国际影响。事实上，货币政策的国际合作早已在一些大国、大经济体之间开展。欧元就是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的最大成果之一。G8俱乐部也是发达国家间协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机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政策合作中，不能被动依赖美国等大国的“善意”，而要扮演一个积极行动者的角色。比如说:中国应当更积极地参与到G8俱乐部等组织当中去，也应当更积极地考虑地域性的货币合作。例如对于主要由日本方面通过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亚洲货币单位”，就可以考虑采取更灵活积极的态度来促其尽快完善成熟。采取这类积极的姿态，不仅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稳定和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也更能向世界昭示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

　　作者：吴向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