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23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河南南阳市中年男子邓军，从2004年的秋天开始“买处”，涉嫌奸淫幼女17名20次以上，其中包括12名14岁以下的幼女。这些幼女大多为在校初中生。小梅和小宝都曾与邓发生性关系，在得到邓“买处”的酬金后，她们转而为邓寻找处女。

　　面对这样的新闻，如果我们所有人的良知与感受仍不曾泯灭，如果我们都能以为人父母的心情去看待这样的事例，也许我们可以真正感知一种泣血的寒冷与尖锐的羞辱。我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17名幼女所谓的贞操在金钱面前的全面沦陷，而更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这17名幼女所代表的一个更大的群体，以及这一群体所喻示的断裂与流放。

　　她们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她们的父母都远走他乡，正如报道所意欲揭示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留守儿童问题那样，我们也的确需要从这一点去看待悲剧的源起。毫无疑问的，她们的遭遇首先是断裂下的悲剧。从她们的父母背负生存之重不得不远走他乡，从邓军仅仅以1600元就攻陷了一群留守儿童的心灵防线，我们都不难得出一个社会阶层与收入断裂的事实。如果不是一种断裂，如果农民在农村有所保障，他们的子女还会饱受离散之苦吗？

　　其次，她们更是被流放的一群。国家是另一个父母，教育是另一个监护人。然而在她们的父母远走他乡后的空虚之地，我们没有看到国家及时的补位，没有看到教育的校正与填充，更兼“一些地方的帮扶工作流于形式，设想中对留守儿童的托管中心也没有一个可资操作的形式”等等，导致她们的留守，只成为一种遗留，却没有守护。她们就这样被流放了，处在心灵的蛮荒之地。

　　就是这样，她们最终成为罪恶的目标，甚至本身也成为了一种罪恶，如新闻中小梅和小宝得到邓“买处”的酬金后，转而为邓寻找处女。如果她们难以得到父母或父母一样的守护与经营，收获的只能是罪恶。正像在“买处”案中有着四名受害女孩的那个村子的一位村干部所说的：“家长们出外打工，本来是想给孩子多攒点教育费用，实际上他们打工带回来的钱有60%花在了子女的教育上。可是没想到，坏人抄了父母们的后路，直接把十几岁的孩子给毁了。”

　　她们被罪恶提前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收割了，而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应对。案发地的一位村干部说：“我们村里四个女孩受害，只有一个还在上学，其他三个都被父母回来接到打工地去了，其中一个到了亲戚的厂里开始打工了。”事实上，这17名女孩大部分辍学了。性侵害造成的心理伤害也许不会困扰她们一生，而失去教育机会可能才是她们最大的悲哀。那么，被迫辍学，就是我们社会所能给予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灵修复之法吗？

　　也许一开始的断裂已经喻示到了放弃直到无限放弃，也许只有从根本上实现对于断裂处的弥补才能稍稍挽回一些被放弃的灵魂，也许我们已经不能再这样坐而论道了。因为无论如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多达2000万之众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一个2000万群体的盲区及其更茫然的未来，是谁也不能轻视的。

　　作者：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