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发改委日前终于对逆市上涨的房价作出了反应，表示要加紧研究“防止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措施”(5月17日《新京报》)。说实话，这样的一个表态是无法让人感到欣慰的，因为现在北京的房价，根本就不是一个涨得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高得离谱，既偏离了成本，又偏离了大部分市民的支付能力的问题，是一个应该考虑如何让它尽快下降到合理水平的问题。

　　地方政府(不仅仅是北京)对房价的解读和普通市民相比为什么如此南辕北辙？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地方政府在房价问题上考虑的出发点主要是GDP和财政收入，因此甚至不惜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出台了一系列替房价“托市”的土政策，造成了目前房价的居高不下。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正是高房价的始作俑者。

　　坦率地说，我认为地方政府这样做，是一种目光非常短浅的表现，甚至是一种庸俗的小商小贩意识的反映。因为在他们眼里只有经济上的斤斤计较，却丝毫没有考虑这种状况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

　　一个城市，如果除了少数富人之外，大部分人只能望房兴叹，勉强买房者也变身为终生不能解放的“房奴”，那么从社会心理的层面来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结论恐怕只有一条：我被这个城市所排斥，这不是“我的”城市，而是“他们的”城市。

　　我们的城市决策者可能很少认真地想过这样的问题：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程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关键的指标并不是看这个城市的楼有多高，GDP有多少，而是要看他是否形成了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是否平等，人的尊严是否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尊重，市民参与城市生活和进行自我管理的水平高低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又是要看市民是否形成了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

　　很显然，一个市民在一个城市里，有没有住房，或者有没有希望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时间内，通过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买得起一套住房，是他能不能形成对“城市共同体”认同的主要因素之一。我感到不解的是，“有恒产者有恒心”这句名言，在论证国企改制的必要性时，曾经被人频繁地引用，但当普通市民面对高房价这座大山的重压时，很多官员似乎又忘了这句话。

　　“城市共同体”这个概念，看上去似乎很虚，好像可有可无，但其实却是城市的灵魂所在，非同小可。承平时期也许我们感受不到其重要性，但一旦当城市遇到危机，陷入某种困境时，我们就能看到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有多么重要了。比如“非典”来了，市民是团结在政府的周围共同抗击瘟神，还是蜂拥逃城，四散逃命？再比如北京要举办奥运会，会给市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市民是充分体谅政府的难处，积极予以配合，还是跟政府大玩猫捉老鼠的博弈游戏？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都取决于市民如何看待这座城市：是“我的”城市？还是“他们的”城市？

　　如果一座城市的市民因为高房价的缘故，成了“城市浮萍”，那绝非城市之福。GDP再高，也是泡沫，经不起什么风吹草动，其市长也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城市管理者。解决这个问题，城市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们一定要摆脱商人的思维模式，跳出“经营城市”的窠臼，树立政治家的思维，把自己的定位从如何赚到更多的钱，转向如何使全体市民的福利最大化。实现了这样的“观念更新”，则城市的房价问题，是不难找到解决的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