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无论是综合国力的整体提高还是科技的高速发展，都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重视。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史无前例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健康"也越来越受到高度的关注，而把好健康卫生这一重要环节需要显著提高流行病监控系统的能力。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更多的传染病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中国一定要在应对重大病源微生物的威胁方面逐渐成长起来。2003年初流行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无疑给中国敲了一次警钟。

　　应该用战胜"非典"的精神来迎战"艾滋病"

　　非典的流行始于2003年初，自广东省迅速向周边地区蔓延，很快传播到了北京和香港。经空运进一步传播，非典迅速传到了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非典被香港的医务工作者和驻越南的国际卫生官员们鉴定为一种新发疾病。海外科学家们以惊人的速度分离并鉴定了该病源体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非典冠状病毒(SARS Co-V)。

　　这一突发性传染病曾使得卫生部门准备不及。由于缺乏足够的应对经验，中国国家疾病监控系统最初并未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加上卫生官员最初没有以应对这种危机应有的透明度来控制非典的初期流行，一度造成部分地区的疫情蔓延。

　　2003年4月，中国政府采取了果断、严肃而且认真的应对行动，控制非典流行的意志异常坚定，对付非典的公开性态度也令人耳目一新。通过实施严厉的、传统式的公共健康措施(包括检疫隔离等)，中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控制住了非典疫情。到2003年的夏天，非典疫情便已被消除，中国所取得的这一成绩得到了世界的赞扬。然而，中国乃至全球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巨大的经济损失难以估算，逾8000人被感染，约800人丧生。

　　非典结束后，中国卫生官员能以一种崭新的眼光去看待许多公共卫生挑战，其中很突出的就是如何对待另一种流行性传染病--艾滋病。艾滋病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1989年后，在中国西南部云南省静脉注射药物人群中进一步扩散。沿着海洛因的贩卖轨迹，这一致命性病毒进一步传播到周边的广西、四川，以及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此外，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不符合卫生的采血操作导致了许多贫困农民的感染，艾滋病在河南及其周边省份又再一次爆发流行。

　　世界著名华裔生物医学研究专家、亚伦·戴蒙德爱滋病研究中心(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首席执行官何大一博士说，今天，中国有将近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然而，每10位感染者中有9位并不知道自己的感染情况。近一半的中国人对艾滋病，这一被称为新千年的瘟疫知之甚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组(UNAIDS)把艾滋病在中国的流行喻为"中国泰坦尼克号式的危险"，并预计到2010年底，中国将有10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然而，直到两年前，中国对待艾滋病的反应还不够明朗。2003年的非典帮助中国人改变了对待流行病的态度。很明显，如果重新比较非典和艾滋病的话，艾滋病将对中国构成更大的健康威胁。虽然行动比较缓慢，但中国政府的确已开始转变态度，坚定地采取以其抗击非典的精神和姿态来挑战艾滋病。

　　何大一认为：尽管有许多方面仍待改进，中国近期的艾滋病政策取得了积极的、可喜的进步。中国政府开始对其公民提供免费艾滋病病毒测试，并在河南省开始大规模监控。提倡使用并发放避孕套、美沙酮(methadone)维持疗法、一次性针头的推广使用等预防、干预措施逐渐出台；由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专家来主持的大规模的抗逆转录酶病毒治疗也开始在受疾病侵袭的地区开展。但是中国开展艾滋病的治疗必须要由有经验的医师来参与主持，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更适合在监控及预防工作等方面发挥作用。

　　中国能否有效地应对下一次全球性流行性感冒？

　　目前，下一次全球性流感对中国的威胁可能是最大的。上个世纪全球惨遭了三次这样的大流行，其中包括1918年至1919年间的"西班牙流感"，这一流感使2000万人丧生，而当时的世界总人口只有现在的六分之一。再一次的全球流感流行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应战准备迫在眉睫。禽流感病毒H5N1这一烈性流感病毒在过去一年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2个亚洲国家的禽类不断侵袭。这一病毒变异株对鸡、鸭及通过与禽类直接接触而感染的几十位病人有相当的致命性。幸运的是，这一病毒还没有获得在人类中的传播能力(除了泰国的一疑似病例可能例外)；否则，我们早已面对一个大流行了。虽然这样，专家们对目前的情形仍忧心忡忡。最近，中国科学家从猪的鼻分泌物中分离出了禽流感病毒；而猪有复制禽类和人类流感病毒的能力。因此，禽流感病毒和人类流感病毒在猪宿主体内混合重组产生一种新型的、致命的、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菌株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目前看来，产生一个新的流感大流行的必要因素都已具备，而这一新的病毒性流感很有可能会是从东南亚或中国开始流行。

　　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应做好下一次疾病大流行迫在眉睫的准备。美国政府在2004年8月颁布国家流行性疾病预备计划，该计划广泛概述了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着重强调了多方面的不足，包括实施某些公共卫生措施(如检疫隔离等)的困难。尽管拥有技术优先，美国仍面临制造适合疫苗及储存抗流感药物(如Oseltamivir)的巨大不足。一旦该流行爆发，预计美国将会有89 000到207 000人丧生。这将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何大一说："近期抗击非典的经验将给中国一个应对全球性流行病的优势，但是这一优势又会被一系列因素所抵消。比如，中国很有可能最先或在早期被流行所侵袭。如上所述，中国的疾病监控系统及全面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并不完善；卫生部门还没有颁布一个综合及战略性的预备方案；中国生产足以抵御新流感的疫苗和药物的财政及技术资源仍然有限。如果全球性流感在未来几年内爆发，毫无疑问中国将会陷入困境。中国科学家对于中国及世界人民负有责任，应尽快改变这一现状。"

　　应对新重大微生物危机该做什么准备？

　　即使非典再次爆发，中国政府也能从容应对。但是中国是否对未来将出现或蔓延的其他重大微生物疾病的威胁准备充分？中国能否有效地控制联合国艾滋病病毒／艾滋病规划组所预言的灾难的发生？中国能否降低已然蔓延的传染性疾病，如肺结核、乙型肝炎及血吸虫病的病例数？中国能否控制隐性丙型肝炎的流行？中国能否有效地应对下一次全球性流行性感冒或者是生物恐怖袭击？中国的流行病监控系统由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在国家、省和地方建立广阔的网络组成。但是通过非典危机，不难看出这一系统还存在许多缺陷。尽管2003年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不仅如此，此系统还缺乏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能力。监控公共卫生的中国卫生部的资金短缺现状必须改变。而改革国家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也决不可能象最近发生的撤换其领导那样简单。必须要分配充足的资源、培训专业人员，以便应付今后可能再爆发的流行性疾病。目前，称职的专业人员的数量还很不够。一大批中国医务官员及公共卫生工作骨干接受特别项目，如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流行病信息中心(Epidemiologic Intelligence Service of the U. S. CDC)或世界卫生组织驻里昂办公室(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Office in Lyon)的正规培训势在必行。再由这些骨干指导、培训其他更多的专业人员。

　　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疾病预警系统也需进一步完善。在现今这一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更应该发挥高科技优势，创建一个高速自动化的机制以报告来自于门诊及医院的、群发的异常病症或特殊感染。当某病源微生物同时被几个临床检验室检测到时，应向这一系统发出警报。可以用美国追踪传染性疾病的项目(Pro-Med)作为模板。一旦有疫情发生，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接收到信息，经过专家快速判断，再将有关信息迅速传递给医师及公共卫生专家，使他们对类似的疾病或感染有所警觉。一旦确定疫情出现，则应立即通知政府首脑，并向媒体和国际卫生机构公开。此外，美国健康警报网络(Health Alert Network)也是中国可以借鉴学习的模式。为防止象非典这样的疫情再次发生，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更行之有效、更有透明度的体制来监察早期流行病爆发以及疾病的传报。

　　何大一表示：为了使中国做到对重大的微生物威胁有备无患，以下两个基本问题必须解决。第一，相关基础研究领域缺乏资金。中国应将微生物对健康的威胁放在国家研究日程的首位，加大对学术界及政府研究单位(如：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的投资力度。这一物力资源将会提高技术水准，而更高的技术水准无疑将会在任何重大微生物疾病爆发过程中体现出它的价值。大批这样的专家将会为抵抗流行病提供战略建议和诊断手段。同时，他们还可以帮助建立治疗方法、研制疫苗以消除疾病的威胁。第二，卫生保健基础设施较差，并且没有给予充分地重视。其不利后果之一是中国医师的业务水平较低。正是由于这些医生是抵御疾病的第一道防线，业务水平的缺陷将会导致某些流行病逃脱早期诊断和检测。因此，中国必须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无论目前对有关项目的研究有多大进展，但疾病监控系统仍不完善，而改善基础卫生保健设施依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作者：王英诚 郑玮娜 )